“我们是做古玩鉴定的,我想看一个书画作者好像还是该从他的艺术成就。”
郝坏的话不无道理,想来是胜之为王败者寇,既然是位千古留名的书画大家,那就应该在艺术上去评判他的成与败。
“小郝说的没错,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的贡献,而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最好办法还是评判他的艺术成就。”
李文弱说完,不禁也来了性质,摇头晃脑的将讲述其了石涛在绘画方面的成就。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
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
石涛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
因此,石涛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
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综观石涛一生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寻丈巨制。还是尺页小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观之令人难以忘怀。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涛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
清代以来三百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提到石涛,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绘画大家。他就是董其昌。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
石涛甚至豪迈地说过这样的话:“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表面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
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
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
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
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
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三百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
石涛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