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裤,她威胁金破盘,如果他敢报案,她就告他**罪。
由于这个原因,已经谭贵和的关系,金破盘不敢声张,还和她搞好关系,继续结交步步高升的谭贵和。随着谭贵和的官职升迁,金破盘起死回生,通过谭贵和的关系,获取了大量廉价土地,建房搞房地产,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地处市中心的那块土地,建成大厦后,估计价值三个亿。为了让谭贵和有更多的活动资金,也为了满足夺取金破盘亿万财产的野心,金稚莉在谭贵和的支持下,公然冒充是金破盘的女儿,逼走他的亲生儿女,让警方抓走金破盘的情妇兼公司的副董事长。然后,她走通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的关系,把金鼎公司的法人代表换成了她金雅莉,真的成了金鼎公司的幕后总裁。
不止如此,金雅莉还指示秘书张野,找人开了碧海银沙娱乐城,开展黄赌毒业务,笼络和贿赂公检法一线和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来左右德常市官场。可以说,金雅莉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市团委书记这样一个副处级职务,几乎可以左右德常市科级、副处级乃至处级干部的任命。如果是科级干部的任命,她打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如果是副处级干部的任命,她写个条子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此一个风云人物,当然离不开幕后人物― 德常市市委书记谭贵和。
掌握这些确凿的情况,吴中有是感叹不已。这样一个五毒俱全的人,居然当上了市委书记,而且还成了副省长候选人。当然,就目前的情况,他还不能动谭贵和,朴皮晗也没这个权力去动他谭贵和。如果,,没有省委领导的同意,特别是省委书记的同意,公检法是不能对他采取任何行动的。
带着这些确凿的证据,吴中有回到了省城。当天晚上,他向隆省长做了汇报。听到这些情况,隆省长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脸色愤怒,时而拍案而起。他没想到,德常市的问题,比他想象中还要严重。得马上组织召开省委常委会,当着常委们的面,把谭贵和的犯罪行为抖出来,才能逼喻国和承认事实,对谭贵和采取措施。可是,他只是省长,没有组织召开省委常委会权力,只有组织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的权力。
“怎么办,中有啊?”隆省长陷入了困境。
吴中有想了想,说:“您可以找个理由,让喻书记组织召开常委会,然后您在会上顺便提出,不就可以了呜?”
隆省长一拍脑门,说:“是啊,这样做还可以做到出其不意,让国和这个老糊涂没有思想准备。”想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见老板终于有了笑脸,吴中有心中也泛出一股甜蜜。
第二天上午,吴中有在自己办公室开始琢磨着,怎么帮隆省长找个理由,让喻书记组织找来常委会。正想着,他听到了敲门声,抬头一看,见是白沙市市长齐文长,忙站起身来,说:“齐市长,省长现在没时间,你稍等一会。”
齐市长径直进来,说:“吴秘书,我、我是来找你的。”语气里,似乎带有紧张和不安。
吴中有给他泡了杯茶,递了过去,说:“齐市长,有什么事,你坐下来说。
“我给你看份报纸。”说完,齐市长从袋子钩出一份报纸,递给吴中有。给我看报纸?吴中有不无诧异地接过报纸,摊开,说:“这上面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好人好事?”
齐市长指了指第一版,说:“吴秘书,你看下这篇文章―《隐匿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有点怪,让吴中有就是一惊。他捧起报纸,开始细细读了起来。文章是一个叫苏珊珊写的,写的是她的父亲的故事。文章一开始,便是追忆,追忆作者的父亲苏海阳在建设国家的关键时期从海外归来,放弃一些大学的高位,接受当时江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聘请,去白沙市唯一的一所中学一中担任校长。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初,二十多年内,历经动荡时代变迁,痴心不改地献身于自己的教育理想,最终却死于文革之祸。
苏珊珊写道,那时她才十二岁,文革兴起的六七月份,校园里满是她父亲的大字报。但她的父亲很平静,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离开。她在文中写道:她父亲说,他一生中见的也多了,他相信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市一中也是没有错的,将他数十年的学生列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他一生就是教书育人,其它政事一概不涉入。所以,那一段时间,她父亲依然如往常一样早出晚归去上班,该扫地就扫地该拔草就拔草,该写材料就写材料。
一直到八月份的一天,父亲回家却精神大变。目光呆滞,神色恍惚,无言无语也不喝水进食。家人细,才发现他的右眼青肿,灰白的面颊上有个红红的手掌印。我妈妈便问,他们打你了?
我父亲咧嘴一笑,笑得有些古怪又谏然。我母亲一再追问,我父亲就是不说,只是茫然地摇着头冒着眼泪。我母亲偷偷地对我和我姐姐说,你们父亲有点不对头,今夜一定要好好看护,并将家里剪刀菜刀之类的东西偷偷藏起来。当时,外面已经有人自杀了,但学校还没有老师自杀。我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的,果然,没想到后半夜,我父亲还是自杀了。
他是用那只伴随了数十年的派克笔戳穿喉咙而死的。等到我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喉管上硬戳出了五六个窟窿,血水鼓着泡沫溢满了半张床。虽然,我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可一切都完了,父亲痛苦地张着眼晴,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落气。一位医生说,血管气管食管全戳穿了,要不是但求一死,是没有狠气戳这么多下的
我父亲开创了市一中自杀的先河,往后去,陆陆续续又自杀了五六个。有一对教员夫妇于我父亲自杀后第二天双双自隘,一个音乐教员于一周后跳楼坠亡,另外几个死于几年后的清队,还有几个自杀未递的,劳改教养的,遣送回乡的,帽子捏在群众手里,真是应了文革初期学校办公室楼门前的那一副对子:藏污纳垢地,乌龟王八穴。
父亲死时的惨状,我一直记得。多少年来,只要我闭上眼晴,我的脑中就浮现出我父亲惨死时的情景。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是个忠于党忠于革命工作的勤奋者,我的父亲是个疼我爱我的慈父,是个爱同事爱学生的好老师好领导。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多少年来,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我母亲在临死前,告诉了我父亲的真正死囚。那天下午,有三个学生去审问我父亲,说着说着,其中一个突然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接着,其他两个也上去拳脚相加。父亲那天晚上对我母亲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扇耳光,而且是被学生扇了耳光。说罢,我父亲竟如孩子般哭泣起来。哭了很久,夜色已深,便向母亲索要纸笔,说是要写一点东西。我母亲以为他依旧是写反省材料,便把纸笔给了他。他写了一会,便上床睡觉去了,将那支钢笔偷偷地带进了蚊帐。父亲临时前,留下了一张纸条,那纸条一直到母亲临死时才给她。纸条上写着:问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为什么?
苏珊珊最后写道:许多年以来,我父亲和我们姐妹都想知道,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三个学生为什么要打我父亲?但从来没有谁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结束后,父亲*。我们一直希望有人出来说一说,希望有人能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来向我父亲道个歉,向我母亲道一声歉,回答一下我父亲至死追问的那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谁来。那三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热你伤害过甚至残害过他人,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成为一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
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以致我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无缘无故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要装作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就立刻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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