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2/2）
作者：参见大总管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 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 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 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 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 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 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 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 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贾昌朝在《上仁宗备边六事》中明确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接着论述了宋太祖命李汉超等镇守西北边疆而二十年无外顾之忧，呼吁行重赏“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
张舜民在《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谨探报”并指出“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
间谍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认可，间谍本为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敌中动静何从闻知”，“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疎矣”。
二是兵书的大量出现。宋人所著兵书甚多，在涉及间谍理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许洞的《虎钤经》和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
许洞的用间思想吸取了孙子、李筌的合理内核，并加以推演发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间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间八术，即“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最后总结道：“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华岳的用间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间的重要性、用间的方法和间谍的招募。
在他的用间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将“上智”与“厚利”并举。
他认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
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
人才与资财同是保证用间成功地重要条件。
有人才而无资财则无条件行间；有资财而无人才则无人可行间，唯有材财相用方可成功。
至于宋朝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的话，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的，而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为其正确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提供了依据。
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军事上，它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外交上，间谍活动为宋朝正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北宋和辽国的关南地之争上。
仁宗庆历年间，辽国利用宋夏在西北地区相互攻伐，战事吃紧，北宋穷于应付之机，乘机要挟北宋，要求得到关南地区。
关南地区自后周世宗北伐契丹时收复后，一直为中原王朝所有，北宋立国后辽国并未采取针对这块地的任何政治军事行动，而此时对北宋提出土地要求，其有何目的和打算，成为北宋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否则则无法对辽国此举做出正确的反应。
北宋的间谍能否提前摸清辽国的军事、外交底线，刺探出辽国此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关键。
幸运的是，辽国的使者还未到达北宋，雄州知州杜惟序就已经通过间谍“购得其草，先以闻”。
同时，还有广信军谍人梁世济“尝主文书敌帐下，一日得罪来归，且言将有割地之请……”
知保州衣库使王果不仅“先购的其书稿以闻”，还通过间谍了解到“契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建议“自广信军以西，缘山口贼马出入之路，预为控守”。
在辽国有所动作时，间谍就已将起国书的文稿带回，使北宋预先了解到辽国外交的底线，并下令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备做好了谈判破裂的最坏打算，坚决不予割地。
所以在军事上，间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战争的走势。
纵观两宋战争，从宋太祖、太宗的统一战争到宋辽瓦桥关之战、岐沟关之战，从宋夏战争好水川之战到宋金顺昌之战、大仪之战，再到蒙（元）灭宋战争，只要是有战争的地方就一定可以发现间谍们活跃的身影。
间谍，作为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早已成为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科举制度上，出于情报保护的需要，宋朝政府还适当进行了科举制度的改革。
仁宗朝，张元、吴昊的入夏给宋朝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
这一事件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士人外流所造成的危害已经直接关系到了国家安全问题，要想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科举将这些带有隐性威胁的人才笼络到自己身边。
王栐记载：“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累有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由此，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到公元 1279年蒙元灭宋，两宋一共维持了 320 年。
在这320 年间，宋朝一直面临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
宋朝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却缺乏一支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威慑四方的强大军队。
宋朝的后继统治者们大多都缺乏其祖宋太祖开疆扩土的魄力。
宋太宗为后世子孙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基准，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又为后世开了议和苟安的先例。
此后，宋朝统治者都将精力放在了对内防范上，对外则一直采取消极退让的态度。
北方的威胁在这种大环境下一直无法解决。
但政治斗争的异常尖锐，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军事纷争的频繁不断，却为间谍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宋一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的间谍机构；从间谍的招募到奖惩都有明确的规定；情报传递方式纷繁多样；反间措施面面俱到；间谍理论得到长足发展；间谍活动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间谍的作用得到了统治层的极力认可，众多的用间高手纷纷出现。
间谍活动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成为了中古时期的一个高峰。
宋朝间谍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已不再是战争的附属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依然可以看见间谍活跃的身影。
他们存在的意义也不仅仅只是帮助军队获取一场战争的胜利，在政治斗争这项全新的领域中，间谍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间谍活动早已溶入到了社会生活之中，与国家荣辱息息相关。
然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在当时，间谍活动的成败还不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公元 1279 年，随着崖山之战的结束，宋王朝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皇城司这一间谍组织，才消失在了历史舞台。
不过皇城司虽然消失了，但间谍组织却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越来越发扬光大，比如后来的明朝，鉴于宋朝间谍组织的强大，设立了更为强大和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组织，那就是锦衣卫和东厂，相比这大家都有所耳闻吧，这都是从两宋身上汲取的经验啊。
而且从结果来看，效果是相当的不错，甚至成为了明朝皇帝制衡文官集团最主要的手段，大家觉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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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 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 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 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 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 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 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 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 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贾昌朝在《上仁宗备边六事》中明确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接着论述了宋太祖命李汉超等镇守西北边疆而二十年无外顾之忧，呼吁行重赏“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
张舜民在《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谨探报”并指出“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
间谍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认可，间谍本为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敌中动静何从闻知”，“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疎矣”。
二是兵书的大量出现。宋人所著兵书甚多，在涉及间谍理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许洞的《虎钤经》和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
许洞的用间思想吸取了孙子、李筌的合理内核，并加以推演发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间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间八术，即“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最后总结道：“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华岳的用间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间的重要性、用间的方法和间谍的招募。
在他的用间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将“上智”与“厚利”并举。
他认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
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
人才与资财同是保证用间成功地重要条件。
有人才而无资财则无条件行间；有资财而无人才则无人可行间，唯有材财相用方可成功。
至于宋朝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的话，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的，而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为其正确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提供了依据。
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军事上，它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外交上，间谍活动为宋朝正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北宋和辽国的关南地之争上。
仁宗庆历年间，辽国利用宋夏在西北地区相互攻伐，战事吃紧，北宋穷于应付之机，乘机要挟北宋，要求得到关南地区。
关南地区自后周世宗北伐契丹时收复后，一直为中原王朝所有，北宋立国后辽国并未采取针对这块地的任何政治军事行动，而此时对北宋提出土地要求，其有何目的和打算，成为北宋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否则则无法对辽国此举做出正确的反应。
北宋的间谍能否提前摸清辽国的军事、外交底线，刺探出辽国此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关键。
幸运的是，辽国的使者还未到达北宋，雄州知州杜惟序就已经通过间谍“购得其草，先以闻”。
同时，还有广信军谍人梁世济“尝主文书敌帐下，一日得罪来归，且言将有割地之请……”
知保州衣库使王果不仅“先购的其书稿以闻”，还通过间谍了解到“契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建议“自广信军以西，缘山口贼马出入之路，预为控守”。
在辽国有所动作时，间谍就已将起国书的文稿带回，使北宋预先了解到辽国外交的底线，并下令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备做好了谈判破裂的最坏打算，坚决不予割地。
所以在军事上，间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战争的走势。
纵观两宋战争，从宋太祖、太宗的统一战争到宋辽瓦桥关之战、岐沟关之战，从宋夏战争好水川之战到宋金顺昌之战、大仪之战，再到蒙（元）灭宋战争，只要是有战争的地方就一定可以发现间谍们活跃的身影。
间谍，作为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早已成为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科举制度上，出于情报保护的需要，宋朝政府还适当进行了科举制度的改革。
仁宗朝，张元、吴昊的入夏给宋朝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
这一事件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士人外流所造成的危害已经直接关系到了国家安全问题，要想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科举将这些带有隐性威胁的人才笼络到自己身边。
王栐记载：“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累有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由此，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到公元 1279年蒙元灭宋，两宋一共维持了 320 年。
在这320 年间，宋朝一直面临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
宋朝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却缺乏一支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威慑四方的强大军队。
宋朝的后继统治者们大多都缺乏其祖宋太祖开疆扩土的魄力。
宋太宗为后世子孙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基准，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又为后世开了议和苟安的先例。
此后，宋朝统治者都将精力放在了对内防范上，对外则一直采取消极退让的态度。
北方的威胁在这种大环境下一直无法解决。
但政治斗争的异常尖锐，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军事纷争的频繁不断，却为间谍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宋一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的间谍机构；从间谍的招募到奖惩都有明确的规定；情报传递方式纷繁多样；反间措施面面俱到；间谍理论得到长足发展；间谍活动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间谍的作用得到了统治层的极力认可，众多的用间高手纷纷出现。
间谍活动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成为了中古时期的一个高峰。
宋朝间谍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已不再是战争的附属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依然可以看见间谍活跃的身影。
他们存在的意义也不仅仅只是帮助军队获取一场战争的胜利，在政治斗争这项全新的领域中，间谍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间谍活动早已溶入到了社会生活之中，与国家荣辱息息相关。
然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在当时，间谍活动的成败还不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公元 1279 年，随着崖山之战的结束，宋王朝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皇城司这一间谍组织，才消失在了历史舞台。
不过皇城司虽然消失了，但间谍组织却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越来越发扬光大，比如后来的明朝，鉴于宋朝间谍组织的强大，设立了更为强大和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组织，那就是锦衣卫和东厂，相比这大家都有所耳闻吧，这都是从两宋身上汲取的经验啊。
而且从结果来看，效果是相当的不错，甚至成为了明朝皇帝制衡文官集团最主要的手段，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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