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二章 榷茶买卖制度（2/2）
作者：参见大总管
、排斥商营，扩大官营。
其方式，一是如前面所说，严禁私贩，把商人的贸易活动强行纳入官商共营的轨道。
二是尽可能地扩大官营范围迁。
如川陕榷茶前，“来自陕西客人兴贩解盐入川，却买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还获利最厚。”[
东南茶叶素来的主要流向之一也是陕西地区，在唐代就已是“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钦色额甚多”。
但熙宁七年榷茶之后，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官茶禁地，诸路客旅贩川茶、南茶、腊茶、无引茶犯禁界者，许人告捕，并依犯私茶法施行”。
官府既在四川买茶，又运到陕西等地卖茶，将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之间的买卖运输，连成一体，全部由官府独占垄断，不仅几乎把商人完全排挤出了川陕两地间长途贩运的经营领域，而且把东南茶商前往陕西的长途贩运之门也严严地关上了。
而商人又是怎样向官府争夺茶利的呢？
1、私贩。
要知道资本增殖的最大诀窍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古今中外，商业贸易中对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法宝大概莫过于绕过政府的限制而进行非法的走私贩私了。
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商人向官府争夺茶利的最常用最有力的武器同样宕走私。
走私出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官茶卖价过高，二是官茶质量低劣，“捆皆粗恶不可食”。
前者增加了商人的经营表成本，后者自然造成了消费者对官茶的抵制，再加上封建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切断茶叶商品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都使茶叶走私拥有极其广阔的活动天地。
所以走私活动必然地成了榷茶制度的孪生子，从一开始就蔚然成风。
王安石说:“夫夺民之所甘而使不得，则严孛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尝少弛，而私贩私市者亦未尝绝于道路也。”
另据天圣二年屯田员外郎高觌报告:“诸州军捕得私茶，每岁不下三二宗万斤，……并是正色好茶。”
北宋商人的走私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结帮合伙，武装走私。
如至和年间，福建商人范士举等竟结成了多达数百人的贩私锆茶团伙。
两浙的商人也是“聚结惴朋，私贩茶盐，时遇官司，往往斗敌”。
甚至“被甲荷戈，白昼公行”。
如果说合伙武装走私主要是中小商人的活动方式的话，那么富商大贾通常采用的走私办法便是第二种——额外搭带。
如天禧元年，参知政事李迪说有位名叫田昌的大茶商，按合法程序到舒州太湖茶场凭交引规定数量一次兑换了12万斤茶之后，“计其羡数，又逾七万”。
所以李迪请求命江浙制臵司立案审查，并“遣鹂使秤较商茶之逾数者，计其半没官”。
不用说田昌的这7万斤茶就是额外搭带的走私货。
2、偷漏商税，拖欠引息。
北宋贩茶的商税往往是按斤征收的，如川茶是住税6文一斤，过税2文，经一处税岩场征一次税。
宋真宗时，政府就做出了商人长途贩茶可以合并纳税的规定。
仁宗天圣元年又明确重申:“商贩客旅于山场榷务算请茶货，从起发地头，沿路经过禁榷地分，合纳税钱。”
“令在京榷货务刽抄上文簿拘辖，召交引铺户充保，给与公丙凭，沿路批凿，合纳税钱。自起离请茶场匡务月分为始，立限半年，一并于在京榷货抒务收纳。”
合并纳税，比起逐处停下办理纳税手续来，对于方便商品流通、加快商业资本周转应是有利的
但商人为降低成本，照旧能漏则漏，能拖则拖，仅天圣元年，就“有违限未纳钱四万九千六百余贯，及限未满钱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余贯”。
宋政府为鼓励商人贩茶常常把茶叶或茶引赊卖给商人，限期付款，拖欠加倍。
皇祐末年，盐铁判官李虞卿审理了一个案件，“尝推按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
按照皇祐三年恢复实行的贴射法规定，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向官府贴纳净利。
大概这种净物利也是可以延期付款的，所以才会出现李王士宗逾期拖欠的问题。
假定李士宗购买的是罗源场中等茶，每斤须向官府贴纳31 文，则他所欠的14万贯贴纳钱就等于是购买了4516129斤茶。
也就是使官藁府损失了4516129斤茶的净利钱。
前面我们曾谈到决定官、商指双方所获茶利多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交引价格的变化。
当然，上文罗列的官、商争利手段都未涉及引价问题，如果说这只是对官、商争利关系做了静态、横向考察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再联系引价变化对此进行动态、纵向的剖析。
比如在官府和商人争夺茶利的斗争过程中，随着引价的降低，商人攫占的茶利份额日益增大。
本来，“国朝茶利课额，自收复江浙之后，总山场榷货务，逐岁共得钱四百余万贯。太平兴国之初，并是实践。”
这是因为商人买引之价与官府售茶之价基本等值的缘故。
像是前文所说，自太宗雍熙年间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为防御辽国、对付西夏，在北部和西北沿边地区常年屯驻数十万重兵，粮草军需，供馈浩繁，宋政府便利用商人对茶利的追求，以付引换茶为报影酬，诱使他们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
为鼓枇励商人更多地入中，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入中粮草“优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
这种用交引支付的比市价高得多的入中粮草价格，称作“虚估”或“加抬”、“加饶”。
由于:“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禀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
“切于所须殆，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踊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铕，随所饶益。”
使给引之数严重背离了粮烟草实值。
还有“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嗣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入中者出卖交亿引，起初，百千才得二十千，谓之实钱插”
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拊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
“券之滞积，虽锣二三年茶不足以偿”
这又反过来使得“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值者”或，“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
比如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琅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祐三年又跌到酮了2—3%。
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蹋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陡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
自从东南银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估高，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
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
为了遏止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明令限定虚估率，像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
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所以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还有就是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
从这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
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惧。
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撕引法。
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
为此，在天圣元平年由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孤法”了。
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尘“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
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掐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怨谤蜂起”。
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叮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
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好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终，五年便入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
景祐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樟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
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钩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
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殄人输钱五分，余为臵籍召保，期年半悉偿档，失期者倍其数。”
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诜”的益处。
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无奈之下，又只得将交引法重新恢复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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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式，一是如前面所说，严禁私贩，把商人的贸易活动强行纳入官商共营的轨道。
二是尽可能地扩大官营范围迁。
如川陕榷茶前，“来自陕西客人兴贩解盐入川，却买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还获利最厚。”[
东南茶叶素来的主要流向之一也是陕西地区，在唐代就已是“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钦色额甚多”。
但熙宁七年榷茶之后，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官茶禁地，诸路客旅贩川茶、南茶、腊茶、无引茶犯禁界者，许人告捕，并依犯私茶法施行”。
官府既在四川买茶，又运到陕西等地卖茶，将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之间的买卖运输，连成一体，全部由官府独占垄断，不仅几乎把商人完全排挤出了川陕两地间长途贩运的经营领域，而且把东南茶商前往陕西的长途贩运之门也严严地关上了。
而商人又是怎样向官府争夺茶利的呢？
1、私贩。
要知道资本增殖的最大诀窍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古今中外，商业贸易中对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法宝大概莫过于绕过政府的限制而进行非法的走私贩私了。
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商人向官府争夺茶利的最常用最有力的武器同样宕走私。
走私出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官茶卖价过高，二是官茶质量低劣，“捆皆粗恶不可食”。
前者增加了商人的经营表成本，后者自然造成了消费者对官茶的抵制，再加上封建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切断茶叶商品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都使茶叶走私拥有极其广阔的活动天地。
所以走私活动必然地成了榷茶制度的孪生子，从一开始就蔚然成风。
王安石说:“夫夺民之所甘而使不得，则严孛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尝少弛，而私贩私市者亦未尝绝于道路也。”
另据天圣二年屯田员外郎高觌报告:“诸州军捕得私茶，每岁不下三二宗万斤，……并是正色好茶。”
北宋商人的走私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结帮合伙，武装走私。
如至和年间，福建商人范士举等竟结成了多达数百人的贩私锆茶团伙。
两浙的商人也是“聚结惴朋，私贩茶盐，时遇官司，往往斗敌”。
甚至“被甲荷戈，白昼公行”。
如果说合伙武装走私主要是中小商人的活动方式的话，那么富商大贾通常采用的走私办法便是第二种——额外搭带。
如天禧元年，参知政事李迪说有位名叫田昌的大茶商，按合法程序到舒州太湖茶场凭交引规定数量一次兑换了12万斤茶之后，“计其羡数，又逾七万”。
所以李迪请求命江浙制臵司立案审查，并“遣鹂使秤较商茶之逾数者，计其半没官”。
不用说田昌的这7万斤茶就是额外搭带的走私货。
2、偷漏商税，拖欠引息。
北宋贩茶的商税往往是按斤征收的，如川茶是住税6文一斤，过税2文，经一处税岩场征一次税。
宋真宗时，政府就做出了商人长途贩茶可以合并纳税的规定。
仁宗天圣元年又明确重申:“商贩客旅于山场榷务算请茶货，从起发地头，沿路经过禁榷地分，合纳税钱。”
“令在京榷货务刽抄上文簿拘辖，召交引铺户充保，给与公丙凭，沿路批凿，合纳税钱。自起离请茶场匡务月分为始，立限半年，一并于在京榷货抒务收纳。”
合并纳税，比起逐处停下办理纳税手续来，对于方便商品流通、加快商业资本周转应是有利的
但商人为降低成本，照旧能漏则漏，能拖则拖，仅天圣元年，就“有违限未纳钱四万九千六百余贯，及限未满钱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余贯”。
宋政府为鼓励商人贩茶常常把茶叶或茶引赊卖给商人，限期付款，拖欠加倍。
皇祐末年，盐铁判官李虞卿审理了一个案件，“尝推按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
按照皇祐三年恢复实行的贴射法规定，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向官府贴纳净利。
大概这种净物利也是可以延期付款的，所以才会出现李王士宗逾期拖欠的问题。
假定李士宗购买的是罗源场中等茶，每斤须向官府贴纳31 文，则他所欠的14万贯贴纳钱就等于是购买了4516129斤茶。
也就是使官藁府损失了4516129斤茶的净利钱。
前面我们曾谈到决定官、商指双方所获茶利多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交引价格的变化。
当然，上文罗列的官、商争利手段都未涉及引价问题，如果说这只是对官、商争利关系做了静态、横向考察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再联系引价变化对此进行动态、纵向的剖析。
比如在官府和商人争夺茶利的斗争过程中，随着引价的降低，商人攫占的茶利份额日益增大。
本来，“国朝茶利课额，自收复江浙之后，总山场榷货务，逐岁共得钱四百余万贯。太平兴国之初，并是实践。”
这是因为商人买引之价与官府售茶之价基本等值的缘故。
像是前文所说，自太宗雍熙年间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为防御辽国、对付西夏，在北部和西北沿边地区常年屯驻数十万重兵，粮草军需，供馈浩繁，宋政府便利用商人对茶利的追求，以付引换茶为报影酬，诱使他们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
为鼓枇励商人更多地入中，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入中粮草“优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
这种用交引支付的比市价高得多的入中粮草价格，称作“虚估”或“加抬”、“加饶”。
由于:“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禀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
“切于所须殆，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踊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铕，随所饶益。”
使给引之数严重背离了粮烟草实值。
还有“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嗣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入中者出卖交亿引，起初，百千才得二十千，谓之实钱插”
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拊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
“券之滞积，虽锣二三年茶不足以偿”
这又反过来使得“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值者”或，“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
比如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琅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祐三年又跌到酮了2—3%。
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蹋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陡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
自从东南银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估高，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
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
为了遏止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明令限定虚估率，像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
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所以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还有就是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
从这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
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惧。
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撕引法。
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
为此，在天圣元平年由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孤法”了。
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尘“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
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掐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怨谤蜂起”。
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叮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
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好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终，五年便入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
景祐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樟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
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钩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
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殄人输钱五分，余为臵籍召保，期年半悉偿档，失期者倍其数。”
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诜”的益处。
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无奈之下，又只得将交引法重新恢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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