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 神仙村的教育普及（2/2）
作者：参见大总管
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
像是饮食品种的话，最基础的就是五谷了，毕竟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
不过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此，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在宋代，饼是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
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
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
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蒸饼。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
汤饼就是面片汤，并处在向索面，即面条的演变过程中，又名。
当时汴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
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烧饼又称胡饼，不是说相声的，汴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
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
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
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
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
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
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
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
像是之前简单说过的，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
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
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
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
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
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
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至于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
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
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
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
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
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
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
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同时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
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
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
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
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
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
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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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饮食品种的话，最基础的就是五谷了，毕竟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
不过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此，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在宋代，饼是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
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
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
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蒸饼。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
汤饼就是面片汤，并处在向索面，即面条的演变过程中，又名。
当时汴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
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烧饼又称胡饼，不是说相声的，汴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
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
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
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
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
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
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
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
像是之前简单说过的，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
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
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
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
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
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
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至于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
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
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
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
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
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
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
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同时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
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
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
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
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
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
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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