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之后,张然直接来到了剧组的会议室,准备开会讨论明天的工作。
由于距开会还有一段时间,张然就让工作人员播放白天拍摄的镜头,看镜头剪辑在一起后的效果。这几个镜头,演员表演非常出色,拍摄得也很好。但和前面拍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后,张然感觉有些不协调,尤其是那个长镜头。
张然正思考该怎么办,赵飞进来了。张然跟赵飞打了个招呼,把剪辑好的影片放给赵飞看,然后问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长镜头有点不对?”
赵飞诧异地道:“我觉得很好啊!这个镜头是主观镜头,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比如看到百姓被一枪打死,镜头就猛地抖了下,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被吓了一跳。到了街上,看到东瀛兵打砸抢,尤其是无视德国旗帜,洗劫德国商店的时候,镜头轻微抖动,显示出了拉贝内心的愤怒。这个镜头对话不多,但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清楚的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整个镜头非常完美,怎么会有问题呢?”
张然皱眉道:“这个镜头很漂亮,很精彩,但我总感觉电影味太浓,手法太现代了,没有3,40年代老电影的那种感觉,和其他镜头组合在一起,显得有点不真实。”
赵飞很喜欢这个镜头,辩解道:“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镜头在3,40年代是有的,说不上太现代。至于电影味浓,是有一点。但这种处理手法效果很好。就像《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的红衣小女孩,电影味很浓,很戏剧化,但效果非常好。拿《钢琴师》和《辛德勒的名单》来说,《钢琴师》更加内敛、更加真实,而《辛德勒的名单》有很多人为煽情的地方,显得有些虚假。但观众吃这一套啊,《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钢琴师》要大得多。我们拍这部电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件事,肯定是观众越多越好,有些手法可能不那么真实,但只要效果好,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张然最初在设计这个长镜头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觉得为了让电影的效果更好,让其中某个镜头花哨点,也是可以的。但随着电影正式开拍,当他感觉自己真正走进这段历史后,他就有点无法接受这种手法了:“我们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东西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而且从叙事结构来说,我们这部电影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切换,本身就偏戏剧化,如果在视听语言上使用过多技巧的话,会影响电影的真实和严肃性。拉贝和魏特琳部分,我觉得必须让影片像是在3,40年代拍摄的,那时的摄影机笨重、难于活动,很难拍出这样的长镜头。”
赵飞觉得用长镜头效果好,但又觉得张然的话也有道理,建议道:“既然这样,那我们换一种方式,用最朴实的镜头再把今天的戏拍一遍,然后再看效果如何,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张然点头道:“那我们讨论一下,这场戏用最朴实的方式该怎么拍。”
第二天剧组重拍了这场戏,这一次张然他们用最朴实、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拍完了这场戏。剧组演员知道这是张然拍电影的习惯,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经常会让某部分戏重拍,甚至是全部重来。大家都没有抱怨,非常配合的完成了这场戏。
在随后的拍摄中,张然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要求最大限度避免各种“电影手法”,要求电影的视听语言真正做到朴实无华,尽量看不到导演的痕迹。在拍摄的过程中,张然在看监视器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不行,电影味太足了,不能这么拍。”
有场戏是东宝映画社派人到难民营门口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然后由摄影师白井茂把这个场面拍成记录片,进行宣传。但在同一时间,一伙东瀛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12个妇女。赵飞建议先拍难民营门口发糖的东瀛人,然后用摇臂或者无人机将镜头摇起来,拍东瀛兵翻进院墙,到大楼里强奸妇女,通过对比将东瀛人的虚伪和无耻的展现出来。但张然坚定不同意,他认为3,40年代没有无人机和大型摇臂,拍不出这么花哨的镜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便进入2月,春节就在眼前了。
《正义天使》剧组是个“小联合国”,外国工作人员非常多,工会成员非常多,因此剧组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都严格遵守工会要求。每天的拍摄八个小时,周末会安排休息。像春节这样的重要节假日,剧组自然也非常人性的给大家放了其他的长假。
去年的春节档过后,中国电影进入了寒冬。业界先是寄希望于暑期档,随后寄希望于国庆档,后来又寄希望于贺岁档,但结果是大家一次次失望了。现在大家有把希望寄托在今年的春节档上,希望春节档能够挽回颓势。
今年春节档主要有三部大片上映,分别为周星驰时隔三年推出的新作《美人鱼》、香江众星云集的《澳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