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和中国古代冶钢技术（2/2）
作者：京流云
刻七十二湅。”可见魏、蜀、吴三国都制作过“百炼”或标以其他炼数的名刀利剑。《晋书》卷一三〇说，夏(407-431年)赫连勃勃称王时，亦曾“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太平御览》卷六六五引陶弘景说:南朝有一种“横法刚”，也是“百炼”而成的。文人学士们也常以“百炼钢”作喻，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唐宋之后，因灌钢工艺的发展等原因，百炼钢有所减少，但这工艺形式却一直沿用下来。《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说五代有一种“九炼纯钢”，沈括《梦溪笔谈》说北宋磁州有百炼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蛮刀”条说到一种“卅湅”钢，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锤锻•；斤斧”条、清黄冕《飞炸弹炮说》都谈到过“百炼”钢。百炼钢工艺还传到朝鲜和日本。日本奈良县石上神宫有传世七支刀，刀形如树枝状，单支均作剑形，是百济王为倭王制作的一种武器，剑身有镂金铭文33字:“泰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铁七支刀，世辟百兵，宜供侯王□□□□作。”“泰和”(366-371年)为东晋废帝年号。熊本县船山古墓出土一把大钢刀，背上有嵌银铭文和马形图案，称“八十湅”，可能是公元五世纪之物。《世界考古学大系》第三册“日本”。百炼钢工艺对日本刀曾产生许多重要的影响。
(二)百炼钢的工艺操作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此“精铁”指百炼钢原料，应是含碳量稍高，所含夹杂不十分多的铁碳合金。“一锻一轻”，应是不断去除夹杂，氧化铁皮不断产生并脱落之故。“累锻而斤两不减”应是相对而言的。“炼之至尽而全无钢”可能是含硫较多、产生热脆的缘故。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百炼钢工艺和原理记述得最为详细的一段文字。可见“百炼”即是百锻，其中心环节是反复锻打，“百炼钢”就是去除夹杂后的一种“纯钢”。从现代技术原理看，反复锻打除了排除夹杂外，还可均匀成分、致密组织，有时亦可细化晶粒，从而极大地提高材料质量。许慎《说文解字》云:“锻，小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有学者认为“百炼”的中心环节是渗碳，百炼钢是一种渗碳钢；又有学者认为“百炼”的中心环节是脱碳，百炼钢是一种生铁脱碳炼钢，这都是一种误解。我们以为百炼过程中，金属含碳量虽可能有些变化，但此非百炼的目的。
关于“百炼”的具体操作，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至少应包括三种类型:
(1)多层积叠锻合法，即把许多块料积叠并锻合在一起。这些原料的成分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积叠锻合后也可再次折叠。这有三方面资料可为佐证。
一是文献记载。据曹植《宝刀赋》云，建安中，曹操作宝刀五枚，曹操在《内诫令》中称此刀为“百炼利器”，在《百辟刀令》中又谓之“百辟刀”。“辟”者，襞也，多层积叠、反复折叠也。说明此“百辟”是“百炼”的一种具体方式。
二是实物资料。科学分析表明，永初六年“卅湅刀”和建初二年“五十湅”长剑金相组织都明显分层，前者在刃部取样含碳量约0.6-0.7%，夹杂物细薄分散，变形量较大，分布均匀，大体为30层左右。后者刃部组织分为三部分，中心部分约可分为15层，含碳量0.7-0.8%，组织均匀；两个边部对称，各有20层左右，含碳量不甚均匀，高碳部分为0.6-0.7%，低碳部分为0.3-0.4%，总计为50余层。柯俊等：《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可见在早期百炼钢工艺中，炼数与组织层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当然，未必所有百炼钢皆是如此，“百”当言多，而非严格的数字指数。
三是日本刀工艺。据研究，日本刀的皮部、心部往往都由多层积叠的材料锻合而成。皮部常用含碳量1.3%左右的“玉钢”制作，先把玉钢锻成许多小块，后将其积叠锻合，再横向、纵向折叠，据说要反复折叠23次。心部常用含碳量稍低的“庖丁铁”与“玉钢”混合锻打，比例为2∶1。锻合后还要折叠10次以上。内田天夫：《大日本刀剑新考》，1934年，第297、298页。
(2)单料反复折叠锻合。未折叠前若材料为一层时，经`次折叠后，便会出现2n层。现代龙泉宝剑曾有“九炼”之说，“九”亦含“久”意，但实际锻打次数取决于原料质量和对产品性能的要求，通常要锻打半天。日本刀也有类似的操作，有人说新刀期要折叠15次，得到32768层组织；又有人说近世之日本刀不过折叠7-8次，得到128或256层组织本间顺治：《日本刀》，岩波书店1939年，第34-36页。；在金相显微镜下，此组织有时能够分解，有时不能分辨。
(3)旋绕锻合法。魏源《海国图志》引黄冕《飞炸弹炮说》云:“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方能炼成一斤。”据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北京宝刀工艺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操作，但其旋绕锻合的次数视情况而定。
百炼钢因制作艰难，金属收得率低，所以主要用作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普通刃器和生产工具应用甚少——
四、灌钢及其工艺原理
灌钢工艺是我国古代刃钢生产的主要方法。它以生铁和“熟铁”(一种含碳量较高的炒炼产品)为原料，将它们加热到生铁熔点以上，合炼而成钢。
(一)灌钢工艺的发明和发展
我国古代关于灌钢的记载始见于东汉晚期。《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王粲(177—217年)《刀铭》云:“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和诸色剂，考诸浊清；灌襞已数，质象已呈。附反载颖，舒中错形。”此文所述为制作宝刀的全过程。其中的“灌”即灌炼，“襞”原指衣服上的褶裥，在此应指钢铁材料的多层积叠、反复折叠。“灌襞已数”即是多次灌炼。可见东汉末年，人们便用灌钢制作刀剑，其发明年代至迟在东汉晚期。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
稍后，晋张协《七命》也谈到过与王粲《刀铭》所云相似的工艺:“销踰羊头，镤(鍱)越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此“销”，唐李善引许慎说为“生铁也”。鍱，《广雅》释为铤。李善注云:“辟谓叠之，灌谓铸之”。《六臣注文选》卷三五张协《七命》注。所以，此“万辟千灌”便是指多层积叠，多次灌炼，即是灌钢工艺。
南北朝时，灌钢在我国南北各地推广开来，且用于农具制作中。《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玉石部”引梁陶弘景云:“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北齐綦毋怀文亦制作过灌钢刀。及宋，各种记载更多。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十八载:“灌刚之时，必须林栗等炭，余皆不堪用。”又云:“取自然成刚铁上，次取擣刚五灌已上者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又引北宋苏颂《图经本草》云:“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钢铁。”灌钢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明清，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在四川等地流行。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钢铁”条:“钢铁有三种，有生铁夹熟铁炼成者，有精铁百炼出钢者，有西南海山中生成状如紫石英者。”前者即是灌钢，次者百炼钢，后者系金刚石之误。可见在古人心目中，灌钢是我国古代钢的主要品种之一。因其含碳量较高，通常主要用来制作刀、剑、镰等兵器、生产工具的锋刃部，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灌钢的工艺操作
宋代以前这方面的记载很少，宋以后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工艺类型。
第一种，生铁陷入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柔铁”即古代“熟铁”。此“封泥”的作用有三:(1)使铁料各部分均匀受热，让生铁缓慢熔化。(2)防止生铁熔化后的流失，使之更好地与柔铁作用。(3)防止和减少碳在炉气中的烧损。
第二种，生铁覆盖法。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四云:“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夹)紧，生铁安置其土(上)(原注:广南生铁名堕子生钢者妙甚)。又用破草履盖其上(原注: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此操作比生铁陷入法又有了一些进步:(1)生铁置于“熟铁”上，熔化后向下渗淋，就增加了生、“熟”铁接触反应的机会，减少了生铁流失的机率。(2)不需封泥，而是上盖破草履，下涂泥，简化了操作。(3)“熟铁”为薄片状，增加了反应面，提高了生产率。
第三种，生铁浇淋法。约始创于明代中期，清时在安徽芜湖，湖南湘潭等地都较兴盛，因传为江苏工匠始创，又名之为“苏钢”。
明代唐顺之《武编前编》卷五“铁”条说:“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此“熟钢”即灌钢，这里谈到两种操作，前者与沈括所云相类似，后者即是苏钢工艺。
陈春华《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也有苏钢的记载:“居于廛治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餧铁，餧饱则镤不入也。于时渣滓尽去，锤而条之，乃成钢。”《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第七篇都说到湘潭苏钢是乾隆年间从芜湖传去的。可知芜湖苏钢应在清代早中期便较发达。
与前二法相比，苏钢操作的优点是:(1)其“熟铁”仅仅是初锻过的，组织较为疏松，便增大了生、“熟”铁接触反应面，所含氧化夹杂亦较多，可提高碳氧反应的强度，增强去渣能力。并且，部分氧化亚铁可被还原，就提高了金属收得率。(2)生铁不是直接覆盖于“熟铁”之上，亦非夹于“熟铁”间，从“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徐以生镤下之”两句来看，生铁、“熟”铁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便可有控制地进行灌淋。据周志宏先生1938年调查，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性的成就》，《科学通报》1956年2月。重庆北碚苏钢亦采用类似的操作。无需封泥、涂泥，以及覆盖破草履，亦简化了工序。
此三种操作反映了灌钢技术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三)灌钢的工艺原理何堂坤：《中国古代炼钢技术初论》，《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分别见《科技史文集》第14辑（1985年）、第15辑（198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因灌钢以生铁和“熟铁”为原料，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利用生铁向熟铁渗碳的工艺，这是一种误解。灌钢冶炼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调剂含碳量，而是排除夹杂。实际上百炼法和灌炼法都是在炒钢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去除夹杂而发明出来的。依据是:
(1)前面谈到，古代“熟铁”的含碳量是与可锻铁相当的。因灌钢以“熟铁”为原料，灌炼之后，其含碳量便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或者变化不大的。
(2)1938年周志宏先生对重庆北碚金刚碑苏钢作坊的原料和产品都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列如表2—6。
可见其产品含碳量与原料“熟铁”含碳量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成品钢中的硅、锰、磷、硫含量稍较原料“熟铁”为低。这显然是排除了夹杂之故。在其他地方的冶炼实例中，其苏钢产品含碳量也可能存在高于或低于原料“熟铁”含碳量的现象，但这不是灌炼的主要目的。
灌钢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一项杰出创造，它利用生铁含碳量较高、“熟铁”含氧化夹杂较多的特点，用“熟铁”中的氧来氧化生铁中的硅、锰、碳，造成激烈的“沸腾”，而达到去除夹杂的目的。虽操作简单，效果却十分明显，这是人类古代制钢工艺中所获得的最高成就。唐顺之《武编前编》卷五说:“此钢合二铁，两经铸炼之手，复合为一，少沙土粪滓，故凡工炼之为易也。”陈春华说“于时渣滓尽去”，都是毫无夸张的评价。约翰•；德(johnday)在《史前钢铁使用》一书中誉灌钢为“后世平炉方法的先声”，也并不过分。转引自李恒德《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自然科学》第1卷第7期，1951年12月。
五、坩埚钢
钢我国古代坩埚钢的资料目前仅见一例，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的初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但却是十分确凿的。我国汉代曾冶炼过坩埚钢无疑。
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黄河北岸的吉利工区发掘了一批汉墓，其中一座出土了11个坩埚。坩埚皆直筒形，口沿稍稍外卷，底圆，外径一般为14-15厘米，外高35-36厘米，壁厚2厘米。内外壁均有烧流，外表粘有煤块、熔渣等物，内表面较为平滑，有的地方粘有一层薄薄的铁渣。其中一个坩埚内壁的中段粘附一钢块，钢块整体作戟形，表面黄褐色，长10厘米、宽15厘米、厚0.4厘米。伴出物有五铢钱五枚，分别与《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的2、3型(西汉中期)相当。经坩埚热释光断代试验，距今为1832-147年。故墓葬年代大体定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
经化学分析，钢块含碳量为1.21%，属过共析高碳钢。扫描电镜(能谱)成分分析结果为:铁98.637%、磷0.277%、硫0.584%、硅0.117%、铝0.383%。可见其含磷、硫较高。从金相分析看，金属基体为珠光体，晶粒间界上分布着许多网状渗碳体，磷共晶和氧化物。碳分布较为均匀，基本上是等轴晶，未见明显的柱状晶，磷共晶以不规则的星形分布于晶粒间界上。经扫描电镜分析，共晶区含磷9%-12%。不管金属晶粒还是非金属夹杂，均无拉伸和破碎现象，说明钢块冷凝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压力加工。
经分析，坩埚成分为:sio243.57%、al2o337.28%、fe2o33.46%、k2o0.63%、na2o0.26%、c13.66%，可见其三氧化铝量和碳量都较高，这显然是有意选择配制的。优点是耐火度较高、热稳定性较好。经测定，坩埚耐火度为1580-1610c。依fe-c平衡图，并考虑到其他夹杂元素的影响，坩埚附着钢完全熔化的温度约低于1470c，故坩埚耐火度是能够满足冶炼要求的。这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耐火材料技术的高超。
关于坩埚附着钢的冶炼工艺，目前尚无更多的资料可寻，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直接冶炼，即以铁矿石为原料，以木炭、煤炭作还原剂和渗碳剂，在坩埚中直接还原渗碳。一般而言，这样冶炼得到的产品应当是生铁，但控制得当，也可以得到钢。据说古印度的坩埚钢便是这样直接冶炼得到的。但古印度坩埚钢多未达到液态，而是一种胶融状的半液态，其出炉产品往往是一种组织和成分极不均匀的固体块。洛阳坩埚钢却是充分熔化了的。在西方，液态坩埚钢在1740年才出现，我国在汉代就炼出了液态坩埚钢，实在难能可贵。
唐宋之后，因灌钢工艺的发展等原因，百炼钢有所减少，但这工艺形式却一直沿用下来。《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说五代有一种“九炼纯钢”，沈括《梦溪笔谈》说北宋磁州有百炼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蛮刀”条说到一种“卅湅”钢，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锤锻•；斤斧”条、清黄冕《飞炸弹炮说》都谈到过“百炼”钢。百炼钢工艺还传到朝鲜和日本。日本奈良县石上神宫有传世七支刀，刀形如树枝状，单支均作剑形，是百济王为倭王制作的一种武器，剑身有镂金铭文33字:“泰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铁七支刀，世辟百兵，宜供侯王□□□□作。”“泰和”(366-371年)为东晋废帝年号。熊本县船山古墓出土一把大钢刀，背上有嵌银铭文和马形图案，称“八十湅”，可能是公元五世纪之物。《世界考古学大系》第三册“日本”。百炼钢工艺对日本刀曾产生许多重要的影响。
(二)百炼钢的工艺操作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此“精铁”指百炼钢原料，应是含碳量稍高，所含夹杂不十分多的铁碳合金。“一锻一轻”，应是不断去除夹杂，氧化铁皮不断产生并脱落之故。“累锻而斤两不减”应是相对而言的。“炼之至尽而全无钢”可能是含硫较多、产生热脆的缘故。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百炼钢工艺和原理记述得最为详细的一段文字。可见“百炼”即是百锻，其中心环节是反复锻打，“百炼钢”就是去除夹杂后的一种“纯钢”。从现代技术原理看，反复锻打除了排除夹杂外，还可均匀成分、致密组织，有时亦可细化晶粒，从而极大地提高材料质量。许慎《说文解字》云:“锻，小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有学者认为“百炼”的中心环节是渗碳，百炼钢是一种渗碳钢；又有学者认为“百炼”的中心环节是脱碳，百炼钢是一种生铁脱碳炼钢，这都是一种误解。我们以为百炼过程中，金属含碳量虽可能有些变化，但此非百炼的目的。
关于“百炼”的具体操作，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至少应包括三种类型:
(1)多层积叠锻合法，即把许多块料积叠并锻合在一起。这些原料的成分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积叠锻合后也可再次折叠。这有三方面资料可为佐证。
一是文献记载。据曹植《宝刀赋》云，建安中，曹操作宝刀五枚，曹操在《内诫令》中称此刀为“百炼利器”，在《百辟刀令》中又谓之“百辟刀”。“辟”者，襞也，多层积叠、反复折叠也。说明此“百辟”是“百炼”的一种具体方式。
二是实物资料。科学分析表明，永初六年“卅湅刀”和建初二年“五十湅”长剑金相组织都明显分层，前者在刃部取样含碳量约0.6-0.7%，夹杂物细薄分散，变形量较大，分布均匀，大体为30层左右。后者刃部组织分为三部分，中心部分约可分为15层，含碳量0.7-0.8%，组织均匀；两个边部对称，各有20层左右，含碳量不甚均匀，高碳部分为0.6-0.7%，低碳部分为0.3-0.4%，总计为50余层。柯俊等：《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可见在早期百炼钢工艺中，炼数与组织层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当然，未必所有百炼钢皆是如此，“百”当言多，而非严格的数字指数。
三是日本刀工艺。据研究，日本刀的皮部、心部往往都由多层积叠的材料锻合而成。皮部常用含碳量1.3%左右的“玉钢”制作，先把玉钢锻成许多小块，后将其积叠锻合，再横向、纵向折叠，据说要反复折叠23次。心部常用含碳量稍低的“庖丁铁”与“玉钢”混合锻打，比例为2∶1。锻合后还要折叠10次以上。内田天夫：《大日本刀剑新考》，1934年，第297、298页。
(2)单料反复折叠锻合。未折叠前若材料为一层时，经`次折叠后，便会出现2n层。现代龙泉宝剑曾有“九炼”之说，“九”亦含“久”意，但实际锻打次数取决于原料质量和对产品性能的要求，通常要锻打半天。日本刀也有类似的操作，有人说新刀期要折叠15次，得到32768层组织；又有人说近世之日本刀不过折叠7-8次，得到128或256层组织本间顺治：《日本刀》，岩波书店1939年，第34-36页。；在金相显微镜下，此组织有时能够分解，有时不能分辨。
(3)旋绕锻合法。魏源《海国图志》引黄冕《飞炸弹炮说》云:“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方能炼成一斤。”据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北京宝刀工艺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操作，但其旋绕锻合的次数视情况而定。
百炼钢因制作艰难，金属收得率低，所以主要用作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普通刃器和生产工具应用甚少——
四、灌钢及其工艺原理
灌钢工艺是我国古代刃钢生产的主要方法。它以生铁和“熟铁”(一种含碳量较高的炒炼产品)为原料，将它们加热到生铁熔点以上，合炼而成钢。
(一)灌钢工艺的发明和发展
我国古代关于灌钢的记载始见于东汉晚期。《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王粲(177—217年)《刀铭》云:“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和诸色剂，考诸浊清；灌襞已数，质象已呈。附反载颖，舒中错形。”此文所述为制作宝刀的全过程。其中的“灌”即灌炼，“襞”原指衣服上的褶裥，在此应指钢铁材料的多层积叠、反复折叠。“灌襞已数”即是多次灌炼。可见东汉末年，人们便用灌钢制作刀剑，其发明年代至迟在东汉晚期。何堂坤：《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
稍后，晋张协《七命》也谈到过与王粲《刀铭》所云相似的工艺:“销踰羊头，镤(鍱)越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此“销”，唐李善引许慎说为“生铁也”。鍱，《广雅》释为铤。李善注云:“辟谓叠之，灌谓铸之”。《六臣注文选》卷三五张协《七命》注。所以，此“万辟千灌”便是指多层积叠，多次灌炼，即是灌钢工艺。
南北朝时，灌钢在我国南北各地推广开来，且用于农具制作中。《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玉石部”引梁陶弘景云:“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北齐綦毋怀文亦制作过灌钢刀。及宋，各种记载更多。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十八载:“灌刚之时，必须林栗等炭，余皆不堪用。”又云:“取自然成刚铁上，次取擣刚五灌已上者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又引北宋苏颂《图经本草》云:“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钢铁。”灌钢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明清，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在四川等地流行。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钢铁”条:“钢铁有三种，有生铁夹熟铁炼成者，有精铁百炼出钢者，有西南海山中生成状如紫石英者。”前者即是灌钢，次者百炼钢，后者系金刚石之误。可见在古人心目中，灌钢是我国古代钢的主要品种之一。因其含碳量较高，通常主要用来制作刀、剑、镰等兵器、生产工具的锋刃部，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灌钢的工艺操作
宋代以前这方面的记载很少，宋以后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工艺类型。
第一种，生铁陷入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柔铁”即古代“熟铁”。此“封泥”的作用有三:(1)使铁料各部分均匀受热，让生铁缓慢熔化。(2)防止生铁熔化后的流失，使之更好地与柔铁作用。(3)防止和减少碳在炉气中的烧损。
第二种，生铁覆盖法。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四云:“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夹)紧，生铁安置其土(上)(原注:广南生铁名堕子生钢者妙甚)。又用破草履盖其上(原注: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此操作比生铁陷入法又有了一些进步:(1)生铁置于“熟铁”上，熔化后向下渗淋，就增加了生、“熟”铁接触反应的机会，减少了生铁流失的机率。(2)不需封泥，而是上盖破草履，下涂泥，简化了操作。(3)“熟铁”为薄片状，增加了反应面，提高了生产率。
第三种，生铁浇淋法。约始创于明代中期，清时在安徽芜湖，湖南湘潭等地都较兴盛，因传为江苏工匠始创，又名之为“苏钢”。
明代唐顺之《武编前编》卷五“铁”条说:“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此“熟钢”即灌钢，这里谈到两种操作，前者与沈括所云相类似，后者即是苏钢工艺。
陈春华《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也有苏钢的记载:“居于廛治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餧铁，餧饱则镤不入也。于时渣滓尽去，锤而条之，乃成钢。”《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第七篇都说到湘潭苏钢是乾隆年间从芜湖传去的。可知芜湖苏钢应在清代早中期便较发达。
与前二法相比，苏钢操作的优点是:(1)其“熟铁”仅仅是初锻过的，组织较为疏松，便增大了生、“熟”铁接触反应面，所含氧化夹杂亦较多，可提高碳氧反应的强度，增强去渣能力。并且，部分氧化亚铁可被还原，就提高了金属收得率。(2)生铁不是直接覆盖于“熟铁”之上，亦非夹于“熟铁”间，从“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徐以生镤下之”两句来看，生铁、“熟”铁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便可有控制地进行灌淋。据周志宏先生1938年调查，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性的成就》，《科学通报》1956年2月。重庆北碚苏钢亦采用类似的操作。无需封泥、涂泥，以及覆盖破草履，亦简化了工序。
此三种操作反映了灌钢技术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三)灌钢的工艺原理何堂坤：《中国古代炼钢技术初论》，《关于灌钢的几个问题》，分别见《科技史文集》第14辑（1985年）、第15辑（198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因灌钢以生铁和“熟铁”为原料，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利用生铁向熟铁渗碳的工艺，这是一种误解。灌钢冶炼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调剂含碳量，而是排除夹杂。实际上百炼法和灌炼法都是在炒钢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去除夹杂而发明出来的。依据是:
(1)前面谈到，古代“熟铁”的含碳量是与可锻铁相当的。因灌钢以“熟铁”为原料，灌炼之后，其含碳量便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或者变化不大的。
(2)1938年周志宏先生对重庆北碚金刚碑苏钢作坊的原料和产品都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列如表2—6。
可见其产品含碳量与原料“熟铁”含碳量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成品钢中的硅、锰、磷、硫含量稍较原料“熟铁”为低。这显然是排除了夹杂之故。在其他地方的冶炼实例中，其苏钢产品含碳量也可能存在高于或低于原料“熟铁”含碳量的现象，但这不是灌炼的主要目的。
灌钢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一项杰出创造，它利用生铁含碳量较高、“熟铁”含氧化夹杂较多的特点，用“熟铁”中的氧来氧化生铁中的硅、锰、碳，造成激烈的“沸腾”，而达到去除夹杂的目的。虽操作简单，效果却十分明显，这是人类古代制钢工艺中所获得的最高成就。唐顺之《武编前编》卷五说:“此钢合二铁，两经铸炼之手，复合为一，少沙土粪滓，故凡工炼之为易也。”陈春华说“于时渣滓尽去”，都是毫无夸张的评价。约翰•；德(johnday)在《史前钢铁使用》一书中誉灌钢为“后世平炉方法的先声”，也并不过分。转引自李恒德《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自然科学》第1卷第7期，1951年12月。
五、坩埚钢
钢我国古代坩埚钢的资料目前仅见一例，何堂坤等：《洛阳坩埚附着钢的初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但却是十分确凿的。我国汉代曾冶炼过坩埚钢无疑。
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黄河北岸的吉利工区发掘了一批汉墓，其中一座出土了11个坩埚。坩埚皆直筒形，口沿稍稍外卷，底圆，外径一般为14-15厘米，外高35-36厘米，壁厚2厘米。内外壁均有烧流，外表粘有煤块、熔渣等物，内表面较为平滑，有的地方粘有一层薄薄的铁渣。其中一个坩埚内壁的中段粘附一钢块，钢块整体作戟形，表面黄褐色，长10厘米、宽15厘米、厚0.4厘米。伴出物有五铢钱五枚，分别与《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的2、3型(西汉中期)相当。经坩埚热释光断代试验，距今为1832-147年。故墓葬年代大体定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
经化学分析，钢块含碳量为1.21%，属过共析高碳钢。扫描电镜(能谱)成分分析结果为:铁98.637%、磷0.277%、硫0.584%、硅0.117%、铝0.383%。可见其含磷、硫较高。从金相分析看，金属基体为珠光体，晶粒间界上分布着许多网状渗碳体，磷共晶和氧化物。碳分布较为均匀，基本上是等轴晶，未见明显的柱状晶，磷共晶以不规则的星形分布于晶粒间界上。经扫描电镜分析，共晶区含磷9%-12%。不管金属晶粒还是非金属夹杂，均无拉伸和破碎现象，说明钢块冷凝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压力加工。
经分析，坩埚成分为:sio243.57%、al2o337.28%、fe2o33.46%、k2o0.63%、na2o0.26%、c13.66%，可见其三氧化铝量和碳量都较高，这显然是有意选择配制的。优点是耐火度较高、热稳定性较好。经测定，坩埚耐火度为1580-1610c。依fe-c平衡图，并考虑到其他夹杂元素的影响，坩埚附着钢完全熔化的温度约低于1470c，故坩埚耐火度是能够满足冶炼要求的。这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耐火材料技术的高超。
关于坩埚附着钢的冶炼工艺，目前尚无更多的资料可寻，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直接冶炼，即以铁矿石为原料，以木炭、煤炭作还原剂和渗碳剂，在坩埚中直接还原渗碳。一般而言，这样冶炼得到的产品应当是生铁，但控制得当，也可以得到钢。据说古印度的坩埚钢便是这样直接冶炼得到的。但古印度坩埚钢多未达到液态，而是一种胶融状的半液态，其出炉产品往往是一种组织和成分极不均匀的固体块。洛阳坩埚钢却是充分熔化了的。在西方，液态坩埚钢在1740年才出现，我国在汉代就炼出了液态坩埚钢，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