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曾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理智上不懂得“和平”地解决问题,而是长期受压迫的人不得不发泄出这种愤怒——就像开闸泄洪时的压力,人们可能不希望它释放,但它也不得不将自己释放。
因此,革命的开始总是况下,地主由于掌握着土地和村里的统治权力,都对普通农民处于绝对优势,并且他们之前也无时无刻地利用这种绝对优势在村里攫取利益。如果一个地主家里有地却不剥削、有权却不私用,那么农会的会员们可以说她是一个“完美”的地主,不用受到惩罚——但这样“完美”的地主显然并不存在。
可是,由于以上这两种观点,大家也逐渐认同了,不能把地主害死穷人单独来看待,而要结合当时的环境和地主的动机来分析应该受什么刑罚。
但目前谁也不知道该如何量刑,所以农会委员丁福多提出:应该以秋云山和王高从作为标准。
这是一种朴素的判例法1思想。秋云山和王高从原先都是地主,而之前丘阳村的群众们已经对她们做出了不同的“判决”,秋云山被认为是汉奸,送到区人民法院处决了,而王高从则成为了中农,她之前剥削压迫穷人的事儿被认为是可以宽恕的。因此,既然有了这两个处理方式截然相反的先例,那么其他的地主也就可以按照与她俩的相似程度来判断,他们究竟各自应该受什么惩罚。
由于大家都认同了对秋云山和王高从的处理方式,所以对这样的判断方式也没有什么异议。农会主席沈见宝让会员们回家仔细想想村里这剩下的五户地主都干过什么事儿,好的坏的都要想。明天继续开会,要挨个儿地“清算”他们。通过把他们之前做的事儿和秋云山、王高从对比,看看他们应该属于秋云山的那类,还是王高从的那类。
这一天的农会大会下来,大家都有些疲惫,然而内心里却不免感到受了、做出合理决定的自豪感。就像村公所的干部们希望的那样,村里其他普通的乡亲们也认为通过讲道理而不是动手来解决问题是更好的选择,而农会给他们的民主权利和平等发言的平台,在丘阳的历史上第一次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回到家里之后,秋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