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学少年（1/2）
作者：姚佰顺
最近学校成立了文学社。社长同学在校刊上看到了我的《表情》就郑重地向我发了聘书，邀请我担任文学社副社长。不过这一邀请被我拒绝了，我的清高来自于我的高傲。我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人，不愿加入任何文学组织。
最近校刊又出现了一首比较轰动的诗：
服妻
泪水点点滴滴洒落在我心头，
我不懂你为何如此“温柔”，
对我你不必这样迁就。
你可以直接指着我的鼻子，
尽情地大声怒吼：
“给我拖地！”
我训服的像只哈巴狗。
这首诗轰动后，其作者黄家如也跟着轰动，不久文学社副社长就是他了。得知这个消失息后我有种莫名的酸酸的味道。但一切对当时我的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完稿，真正的成功似乎就在眼前。
冬天已经到来，万物失去了盎然，惟有心是火热一片。在这样的季节里我收到了笔友朱珠的来信。在以往的通信中我们交流爱情，交流文学，在今天的来信中，她建议我把小说寄到出版社。
在朱珠的建议下我的小说终于寄出了，我觉得我就要等到出版社的出版通知了，一种成功前的释然，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元旦快到了，按惯例全校各个班级、团体都要举行元旦联欢会，刚成立不久的文学社也忙伙了起来。
晚会的当天，我接到文学社的通知，邀我放学后到行政楼前集合，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加文学社的元旦晚会。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吃惊，更多一点的是理所当然。
放学后我自认为很给面子地去了集合地点：“请问你们是参加文学社晚会的吗？”
“你叫什么名子？” 一个男同学上前问我。
对这种直问大名的方式我感到很是不自在，瞬间面子全无：“我？”
“他叫邵弘毅？”旁边一位女同学走到我面前。
对于别人能直接说出我的名子我感到很是惊讶，但随即那种惊讶又变成了一种得意：看来我的名气还不小。
那男同学也是一脸惊讶：“你们认识？”
“他胸前的学生证不是写着嘛，你自己也不看看。”那女同学笑的就和小时候吃糖豆一样的甜。
经过一番介绍得知该男同学就是写《服妻》的作者黄家如。
据说这次文学社的晚会邀请了很多爱好文学的同学，但能像我这样肯赏脸来的特邀嘉宾却寥寥无几。
集合地点到举办晚会的教室有一段距离。一路上我想和文学社的同学插上几句话以体现自己的随和，更多的是想掩饰我拘束与尴尬。可文学社的家伙不知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所谈的话题我一句也听不懂，更别说插话了。
突然间黄家如不知从哪冒出拦住了大家的去路：“各位各位，今晚有校领导要参加我们文学社的晚会，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定要丰富？怎么还少人？”
“好多同学都去参加本班晚会了，不愿来这。”
“这些同学，要不来就早说，临时改变主意是个标准的混蛋……现在再改变节目也不可能了，能演几个节目就演几个吧。”作为文学社的领导，黄家如就是不一样，自己提出了问题又自己回答了，有点设问句的味道。不仅如此，所说的话文学味都很浓，那番话中单“标准”二字的含义要想弄个明白，起码得写上几页纸。
路途短暂而又慢长，终于到了目的地，几位校领导已经在楼下等待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同学们都“谦让”着不肯走在最前边。最后大家用眼神快速商议决定，大家排成一排，并排上前。待大家排成一排时，彼此又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几步。我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后退，意外地成了领队，去迎接领导早已伸出的双手：“你们文学社办的不错，再接再厉。”
大家都在为晚会忙碌着，我也不知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就木愣地站在一边看黄家如弹电子琴。黄家如翻弄着一本音乐书，这本书已破旧不堪，想必他一定是在天天练习。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琴声，我听不出是什么曲调，不禁皱了皱眉头。黄家如似乎才察觉到旁边有人看着他，就直盯着我看，我立即露出对这琴声很满意的笑容。
接着是装扮教室，灯光自然不能少。在课桌上放上椅子，椅子上再加个椅子，最上面再站个人。站上去的这位同学拆下电棒用彩纸卷上，试了又试却一直装不上去。不管怎样也不能把装不上归于自己的技术差吧，为了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他不停地唠叨：“这电棒质量太差了。”这让我想起我们的童年都喜欢拆电器，却总是拆完拼装不起来。旁边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来装吧。”至少已过了十分钟，那红衣同学终于把电棒装上了：“是卡口问题。”只可惜不亮。同样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他也说：“这电棒坏了。”最后黄家如压轴登场，结果电棒在他手里亮了。那红衣同学不禁脸红的就和他的衣服一样的红：“怪事，我都弄不亮，你一弄就亮。”这说话的语气就和领导一样，可他在文学社里只是个社员而已。
折腾了好久晚会终于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之后就离开了教室。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可以讲话的那一刻，讲完话之后，剩余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所感兴趣的。话说领导最喜欢开会做报告讲话了。
教室里坐满了人，坐位紧张，我很是拘束地夹在人群中间想换个坐姿都不可能，惟一的方式是把重心在左右屁股间轮换。如此轮换了n多次重心，我实在坐着难受，向四周张望了许久终于找到个可以站起来扭扭腰的机会：我拿起身旁桌上的热水瓶给同学们倒水，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主动地给我让出空间。可我刚拿起热水瓶，水瓶就出了问题（放心，不是爆炸），瓶口的水往杯中流，瓶底的水往我的裤子上流。看着自己冒着热气的腿，我放下水瓶挤出教室。
突然响起的一阵琴声通过那破旧的音响已走了很大的味，但还是陶醉了许多人，我赶紧到窗边踮起了脚。弹琴的是黄家如，弹的相当不错，想起之前我对他的鄙视真是自惭形秽。瞬间我的脸开始发热，开始发红，就和在寒夜中冻的一样。
在教室外徘徊，带着我的无聊与不快，找不着可以融入的地方，孤单夜晚。一位女同学看出了我的窘样，走了过来：“嗨，同学，怎么一个人在外边？”
“噢，里边有点热，我出来透透气。”
她一直看着我，我偷偷地抬头发现她还在看着我，我的脸竟然又一次地红了。没记清她的模样，只记得她的笑容很甜很美。
“同学，你头有上彩纸。”
妹的，我自作多情了，尴尬的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下意思地挠了挠头发，也没挠下什么东西。
“我帮你，都缠在头发里了。”那女同学靠近了我，在我的头上拨弄着，还好我昨天刚洗过头，不然我的油头又要让我丢脸了。
在外边待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冷，我又回到了教室，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很不好意思地坐在俩个女孩中间。没办法，这是惟一的空位。我很敏感地端正身体，生怕与她们有任何的亲密接触。正处在进退两难之时左边的女孩很热情地递给我一个苹果：“不好坐吧。”说完向左挪出了至少两分米的空位，我赶紧领了这两分米的情：“谢谢，谢谢。”而右边的那个女孩却不停地叽咕：“挤死了！”
今晚我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此时又尴尬地坐在那一动不动。不动的是身体，并不代表眼神，我向右边的女孩瞥了几眼：那女孩一身上下几乎全黑，还真以为自己穿了黑衣服就是
最近校刊又出现了一首比较轰动的诗：
服妻
泪水点点滴滴洒落在我心头，
我不懂你为何如此“温柔”，
对我你不必这样迁就。
你可以直接指着我的鼻子，
尽情地大声怒吼：
“给我拖地！”
我训服的像只哈巴狗。
这首诗轰动后，其作者黄家如也跟着轰动，不久文学社副社长就是他了。得知这个消失息后我有种莫名的酸酸的味道。但一切对当时我的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完稿，真正的成功似乎就在眼前。
冬天已经到来，万物失去了盎然，惟有心是火热一片。在这样的季节里我收到了笔友朱珠的来信。在以往的通信中我们交流爱情，交流文学，在今天的来信中，她建议我把小说寄到出版社。
在朱珠的建议下我的小说终于寄出了，我觉得我就要等到出版社的出版通知了，一种成功前的释然，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元旦快到了，按惯例全校各个班级、团体都要举行元旦联欢会，刚成立不久的文学社也忙伙了起来。
晚会的当天，我接到文学社的通知，邀我放学后到行政楼前集合，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加文学社的元旦晚会。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吃惊，更多一点的是理所当然。
放学后我自认为很给面子地去了集合地点：“请问你们是参加文学社晚会的吗？”
“你叫什么名子？” 一个男同学上前问我。
对这种直问大名的方式我感到很是不自在，瞬间面子全无：“我？”
“他叫邵弘毅？”旁边一位女同学走到我面前。
对于别人能直接说出我的名子我感到很是惊讶，但随即那种惊讶又变成了一种得意：看来我的名气还不小。
那男同学也是一脸惊讶：“你们认识？”
“他胸前的学生证不是写着嘛，你自己也不看看。”那女同学笑的就和小时候吃糖豆一样的甜。
经过一番介绍得知该男同学就是写《服妻》的作者黄家如。
据说这次文学社的晚会邀请了很多爱好文学的同学，但能像我这样肯赏脸来的特邀嘉宾却寥寥无几。
集合地点到举办晚会的教室有一段距离。一路上我想和文学社的同学插上几句话以体现自己的随和，更多的是想掩饰我拘束与尴尬。可文学社的家伙不知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所谈的话题我一句也听不懂，更别说插话了。
突然间黄家如不知从哪冒出拦住了大家的去路：“各位各位，今晚有校领导要参加我们文学社的晚会，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定要丰富？怎么还少人？”
“好多同学都去参加本班晚会了，不愿来这。”
“这些同学，要不来就早说，临时改变主意是个标准的混蛋……现在再改变节目也不可能了，能演几个节目就演几个吧。”作为文学社的领导，黄家如就是不一样，自己提出了问题又自己回答了，有点设问句的味道。不仅如此，所说的话文学味都很浓，那番话中单“标准”二字的含义要想弄个明白，起码得写上几页纸。
路途短暂而又慢长，终于到了目的地，几位校领导已经在楼下等待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同学们都“谦让”着不肯走在最前边。最后大家用眼神快速商议决定，大家排成一排，并排上前。待大家排成一排时，彼此又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几步。我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后退，意外地成了领队，去迎接领导早已伸出的双手：“你们文学社办的不错，再接再厉。”
大家都在为晚会忙碌着，我也不知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就木愣地站在一边看黄家如弹电子琴。黄家如翻弄着一本音乐书，这本书已破旧不堪，想必他一定是在天天练习。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琴声，我听不出是什么曲调，不禁皱了皱眉头。黄家如似乎才察觉到旁边有人看着他，就直盯着我看，我立即露出对这琴声很满意的笑容。
接着是装扮教室，灯光自然不能少。在课桌上放上椅子，椅子上再加个椅子，最上面再站个人。站上去的这位同学拆下电棒用彩纸卷上，试了又试却一直装不上去。不管怎样也不能把装不上归于自己的技术差吧，为了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他不停地唠叨：“这电棒质量太差了。”这让我想起我们的童年都喜欢拆电器，却总是拆完拼装不起来。旁边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来装吧。”至少已过了十分钟，那红衣同学终于把电棒装上了：“是卡口问题。”只可惜不亮。同样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他也说：“这电棒坏了。”最后黄家如压轴登场，结果电棒在他手里亮了。那红衣同学不禁脸红的就和他的衣服一样的红：“怪事，我都弄不亮，你一弄就亮。”这说话的语气就和领导一样，可他在文学社里只是个社员而已。
折腾了好久晚会终于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之后就离开了教室。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可以讲话的那一刻，讲完话之后，剩余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所感兴趣的。话说领导最喜欢开会做报告讲话了。
教室里坐满了人，坐位紧张，我很是拘束地夹在人群中间想换个坐姿都不可能，惟一的方式是把重心在左右屁股间轮换。如此轮换了n多次重心，我实在坐着难受，向四周张望了许久终于找到个可以站起来扭扭腰的机会：我拿起身旁桌上的热水瓶给同学们倒水，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主动地给我让出空间。可我刚拿起热水瓶，水瓶就出了问题（放心，不是爆炸），瓶口的水往杯中流，瓶底的水往我的裤子上流。看着自己冒着热气的腿，我放下水瓶挤出教室。
突然响起的一阵琴声通过那破旧的音响已走了很大的味，但还是陶醉了许多人，我赶紧到窗边踮起了脚。弹琴的是黄家如，弹的相当不错，想起之前我对他的鄙视真是自惭形秽。瞬间我的脸开始发热，开始发红，就和在寒夜中冻的一样。
在教室外徘徊，带着我的无聊与不快，找不着可以融入的地方，孤单夜晚。一位女同学看出了我的窘样，走了过来：“嗨，同学，怎么一个人在外边？”
“噢，里边有点热，我出来透透气。”
她一直看着我，我偷偷地抬头发现她还在看着我，我的脸竟然又一次地红了。没记清她的模样，只记得她的笑容很甜很美。
“同学，你头有上彩纸。”
妹的，我自作多情了，尴尬的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下意思地挠了挠头发，也没挠下什么东西。
“我帮你，都缠在头发里了。”那女同学靠近了我，在我的头上拨弄着，还好我昨天刚洗过头，不然我的油头又要让我丢脸了。
在外边待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冷，我又回到了教室，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很不好意思地坐在俩个女孩中间。没办法，这是惟一的空位。我很敏感地端正身体，生怕与她们有任何的亲密接触。正处在进退两难之时左边的女孩很热情地递给我一个苹果：“不好坐吧。”说完向左挪出了至少两分米的空位，我赶紧领了这两分米的情：“谢谢，谢谢。”而右边的那个女孩却不停地叽咕：“挤死了！”
今晚我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此时又尴尬地坐在那一动不动。不动的是身体，并不代表眼神，我向右边的女孩瞥了几眼：那女孩一身上下几乎全黑，还真以为自己穿了黑衣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