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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延年按剑(2/2)

作者:赤军

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各说各话,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

    再说了,崔琰如今身在内廷,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监掌握实权,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台之间的传声筒啦。

    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长期运行,对国家绝无好处。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亲政,结果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时候你能够忍么?

    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好寻找机会“拨乱反正”,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点头:“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则当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急必生变“昔霍光之废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乱,故乃放之。‘治大国若烹小鲜’,若骤更制度,人心必乱,人心乱则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国焉得治?当觅良机,徐徐侵削外朝之权,以归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则是令公便欲为霍光,安可得耶?”

    说到这里,匆忙又补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实受田延年怂恿也。即是令公无擅权心,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

    史记载,昌邑王刘贺乱政,霍光也拿他没招,只是满腔忧愤而已。大司农田延年却站出来挑唆霍光,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前例来说事儿。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提出废黜刘贺,大家伙儿全都惊了,还没人表态呢,田延年又跳出来了,而且“离席按剑”,故意责难霍光,说你受先帝重托,难道就眼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胁道:“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崔琰补充这一句,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废主之力,也有废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操之过急,夺权不成反而乱政,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来啦,到时候是勋欲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

    崔季珪确实聪明,他知道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那此前的种种说辞都将化为流水,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

    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语,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台的规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你倒好,还打算扩充自家班子这可不成,朕坚决不能答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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