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这一点。
“朕欲伐辽,欲让苏卿拟一篇讨辽檄文。”陆承启开门见山地说道,“辽国猖獗,毁榷场,断外交,杀我边民,掳我财物,甚为可恶。纵观古今,草原之狼,野心勃勃,无时无刻不在思忖南下。今我大顺国力强盛,若不能打压辽国,恐日后辽国势大,则悔之晚矣。”
苏轼不同于那些迂腐文人,知道陆承启的雄心壮志,他这是要为大顺,硬生生打下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对此,苏轼并没有什么抵触的。再说了,现在出兵讨伐,也不是文官说了算,而是皇帝和枢密院、军事参谋部说了算。在枢密院和军事参谋部里面,文官所占比例极小,甚至一度没有文官制衡。就算文官以罢朝抗议,陆承启也能我行我素,坚决出兵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陆承启信心满满,苏轼也知道阻挡不住,还不如花费精力,写一篇感染力极强的讨辽檄文,以壮军威。
苏轼正在思忖,陆承启却已经把笔墨纸砚准备好了:“苏卿文采出众,朕一向是欣赏的。且不说诗词歌赋,早已传遍四海。就是那国歌,也是感染了无数百姓,于国大功。”
苏轼连忙谦虚地说道:“陛下谬赞,臣愧不敢当。”
陆承启笑而不语,亲自为苏轼磨墨。苏轼感动流涕,一时间文如泉涌。当即挥毫,写下一篇讨辽檄文: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契丹起北方,威慑草原,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辽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辽国之中,素有汉人: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辽国奸臣,假辽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野心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卑鄙之人也。及犯我边境,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实为巨害。
朕本仁慈,奈何辽国悍然出兵,毁我长城,杀我百姓,掳我财物,作恶多端,天理不容。
目视我中原之民,无不义愤填膺。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朕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契丹、女真、室韦、萌古、奚人,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