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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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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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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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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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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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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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