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9 新朝修律，当世准则（1/2）
作者：衣冠正伦
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人心惶惶，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性并不太大。
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入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圣人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财情入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咱家圣人太牛逼，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破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入！”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人后。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人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保持眼下这种状态，扣除行政成本之后，其他财项统统上缴。
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活力不足，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
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可以及时应对变数，便不会产生太大的乱子。
地方上能动性不足，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对地方情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要形成自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
制度的变革，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
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物，那就是盛唐时期的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奸名极盛，但执政能力也是颇为不俗，其在开元年间所编拟的《长行旨》，便是大唐财政变革的重要纲领，甚至在古
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入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圣人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财情入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咱家圣人太牛逼，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破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入！”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人后。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人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保持眼下这种状态，扣除行政成本之后，其他财项统统上缴。
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活力不足，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
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可以及时应对变数，便不会产生太大的乱子。
地方上能动性不足，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对地方情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要形成自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
制度的变革，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
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物，那就是盛唐时期的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奸名极盛，但执政能力也是颇为不俗，其在开元年间所编拟的《长行旨》，便是大唐财政变革的重要纲领，甚至在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