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9 新朝修律，当世准则（2/2）
作者：衣冠正伦
代财政史中都拥有着不小的意义。
初唐时期，政府度支预算是以实物为准，如此一来，在度支计划中便包含了来年应收租调贡物的征集运输与收纳，政府收物之外的物料采买、称为折受余物，以及当年财政收入在明年的支用情况。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针对各种实物的收缴与采买都需要进行文牒沟通。单单朝廷所规定的实物色目就有粟、稻粮食与六种丝织品，而需要进行折税采买的物品种类更是繁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传通报，以至于计账工程繁琐，每州计账用纸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张。
《长行旨》便规定了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册之后形成定制，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册，仅仅只将当年财政收入的支用进行度支计账，如此便大大省俭了计账的流程。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两三张，但当中所节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将地方事权收于中枢的制衡思维，对整个大唐财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变是巨大的。
未来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换言之，就是要增设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规模与产能庞大、垂直进行管理的国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构架与经管范畴尚不算复杂，这是从大唐立国以来重内轻外、刻意压缩地方权力的国策所形成的。
虽然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进行加强，但这并不属于眼下讨论事项的范畴。
所以在确定量出为入的原则后，度支计划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开支，只需要再增加相关的钱事转运能力，就可以完成未来一整年的财政度支预算。工作量大大节省，可以不误新年元月的颁行。
在场众宰相，全都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当思路确定后，很快便在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方案，可以下发度支执行。
不过在方案完成后，张仁愿又举手发言道：“民政为本，兵事亦重。今内外凡所用兵备甲，不只一处，事繁且急，外司难予尽知，臣请枢密院亦得具员以参度支事务。”
张仁愿话音刚落，刘幽求便发言道：“职有闲剧，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枢密院总兵曹杂庶而治之，量职皆剧要之务，难有闲员分参别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库，可以知得失、明备用，年终勾计、赴院审详，可以无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给，将士亦可免于热功躁动之患。”
一国开支，军费绝对是其中的大项。特别是国有大征战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倾尽府库以输助战争。枢密院总掌天下兵事，自然也希望能在度支计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无论国中舆情如何，是否渴于征战，朝廷如果想对战争是否发动做出一个全面的权衡，最好还是避免刀把子与钱袋子直接发生联系，需要在程序上加以隔绝。
所以在听完两人发言后，李潼便对刘幽求点了点头，并对张仁愿说道：“枢密院都账计簿，具案以备度支取阅参详。唯诸牧厩、械造、料库，需作别式勾计，事归武府。”
枢密院虽然不参与国家整体的财政度支，但是可以对战马、械具等诸武库资料的数量有勾计的权力，也算是对职权的一个补充，确立了枢密院在朝廷结构中凌驾于诸武司之上的地位。
巨额进项的勾检与度支，都是年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当这两事都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后，接下来的议事氛围便不需要那样严肃紧张。
借着杨再思拍马屁的余韵，李潼继续笑语道：“今次世博会盛况空前，百业兴旺，已是端倪显露。或谓家国中兴艰难，但有诸公立朝辅佐、各逞才力，途行近半矣，诚是可喜！
世道逐日益新，唯法度准绳尚凭旧籍，非谓前臣设法不智，只因万象更新，旧律有失周详之明、环转之巧。今人亦需奋进智力，拾遗补漏，规正当世之准则。”
众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称是。如今朝廷所遵行的法典，仍是高宗永徽年间所编拟的《永徽律》，距今已有将近五十年。
在这过程中，大唐无论朝廷还是民间，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律法再怎么经典，针对当下的世情也都难免疏漏缺失。
就像这一次勾院通案勾检，一定的会查出大量的问题，可若遵守永徽律进行判处的话，一定会出现许多有失轻重、不合时宜的判决，并且不能体现出当下朝廷的执政思路与方针。
尽管外朝因为勾院的设置而忐忑不已，但这一次勾检最后的追责注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震慑的意味要大过实际的惩处，主要还是牵涉面颇广却又没有严明的律法裁决。
所以眼下的开元新朝，也的确需要一部新的律令法典，来处理当世的问题。
至于这部新的律法，李潼还并不满足于在《永徽律》的基础上进行删补，他需要一个更加全面宏大的《开元律》作为帝国典章，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系统性的国务整改。
眼下与诸重臣稍通声气，预告明年朝廷的重点便是这一部新律法的编订，然后便结束了这一日的内朝会议。
诸宰相们各自告退，李潼见天色仍早，倒也不急着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派遣乐高前往中朝集英馆收取一些呈案文书。眼下朝情变化频密，他也需要及时了解来自各方面的声音。
初唐时期，政府度支预算是以实物为准，如此一来，在度支计划中便包含了来年应收租调贡物的征集运输与收纳，政府收物之外的物料采买、称为折受余物，以及当年财政收入在明年的支用情况。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针对各种实物的收缴与采买都需要进行文牒沟通。单单朝廷所规定的实物色目就有粟、稻粮食与六种丝织品，而需要进行折税采买的物品种类更是繁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传通报，以至于计账工程繁琐，每州计账用纸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张。
《长行旨》便规定了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册之后形成定制，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册，仅仅只将当年财政收入的支用进行度支计账，如此便大大省俭了计账的流程。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两三张，但当中所节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将地方事权收于中枢的制衡思维，对整个大唐财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变是巨大的。
未来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换言之，就是要增设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规模与产能庞大、垂直进行管理的国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构架与经管范畴尚不算复杂，这是从大唐立国以来重内轻外、刻意压缩地方权力的国策所形成的。
虽然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进行加强，但这并不属于眼下讨论事项的范畴。
所以在确定量出为入的原则后，度支计划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开支，只需要再增加相关的钱事转运能力，就可以完成未来一整年的财政度支预算。工作量大大节省，可以不误新年元月的颁行。
在场众宰相，全都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当思路确定后，很快便在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方案，可以下发度支执行。
不过在方案完成后，张仁愿又举手发言道：“民政为本，兵事亦重。今内外凡所用兵备甲，不只一处，事繁且急，外司难予尽知，臣请枢密院亦得具员以参度支事务。”
张仁愿话音刚落，刘幽求便发言道：“职有闲剧，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枢密院总兵曹杂庶而治之，量职皆剧要之务，难有闲员分参别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库，可以知得失、明备用，年终勾计、赴院审详，可以无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给，将士亦可免于热功躁动之患。”
一国开支，军费绝对是其中的大项。特别是国有大征战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倾尽府库以输助战争。枢密院总掌天下兵事，自然也希望能在度支计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无论国中舆情如何，是否渴于征战，朝廷如果想对战争是否发动做出一个全面的权衡，最好还是避免刀把子与钱袋子直接发生联系，需要在程序上加以隔绝。
所以在听完两人发言后，李潼便对刘幽求点了点头，并对张仁愿说道：“枢密院都账计簿，具案以备度支取阅参详。唯诸牧厩、械造、料库，需作别式勾计，事归武府。”
枢密院虽然不参与国家整体的财政度支，但是可以对战马、械具等诸武库资料的数量有勾计的权力，也算是对职权的一个补充，确立了枢密院在朝廷结构中凌驾于诸武司之上的地位。
巨额进项的勾检与度支，都是年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当这两事都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后，接下来的议事氛围便不需要那样严肃紧张。
借着杨再思拍马屁的余韵，李潼继续笑语道：“今次世博会盛况空前，百业兴旺，已是端倪显露。或谓家国中兴艰难，但有诸公立朝辅佐、各逞才力，途行近半矣，诚是可喜！
世道逐日益新，唯法度准绳尚凭旧籍，非谓前臣设法不智，只因万象更新，旧律有失周详之明、环转之巧。今人亦需奋进智力，拾遗补漏，规正当世之准则。”
众人听到这话，纷纷点头称是。如今朝廷所遵行的法典，仍是高宗永徽年间所编拟的《永徽律》，距今已有将近五十年。
在这过程中，大唐无论朝廷还是民间，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律法再怎么经典，针对当下的世情也都难免疏漏缺失。
就像这一次勾院通案勾检，一定的会查出大量的问题，可若遵守永徽律进行判处的话，一定会出现许多有失轻重、不合时宜的判决，并且不能体现出当下朝廷的执政思路与方针。
尽管外朝因为勾院的设置而忐忑不已，但这一次勾检最后的追责注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震慑的意味要大过实际的惩处，主要还是牵涉面颇广却又没有严明的律法裁决。
所以眼下的开元新朝，也的确需要一部新的律令法典，来处理当世的问题。
至于这部新的律法，李潼还并不满足于在《永徽律》的基础上进行删补，他需要一个更加全面宏大的《开元律》作为帝国典章，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系统性的国务整改。
眼下与诸重臣稍通声气，预告明年朝廷的重点便是这一部新律法的编订，然后便结束了这一日的内朝会议。
诸宰相们各自告退，李潼见天色仍早，倒也不急着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派遣乐高前往中朝集英馆收取一些呈案文书。眼下朝情变化频密，他也需要及时了解来自各方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