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此人,后世评价普遍不高。主要原因就是在鸦片战争期间扮演了个投降派主力角色。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琦善在战争之初与道光帝奏对时,就非常了解欧洲战舰与火器,是清国朝廷中第一个看清欧洲军事力量远胜清国的高级官员,所以他极力避战,正是明知不可为。
琦善到达天津后,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恰好此时英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锚南返。琦善也于1840年底到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接着开始准备与义律谈判。
琦善主政后,广东对英事务彻底颠覆。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同时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三江协副将陈连陞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之向英国人道歉;又撤散壮丁数千,导致水勇失业反而被英军招抚雇佣;还撤去横档水中暗桩,数次会义律于虎门,使英军得以探查水道,防务情报泄露;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炮台守军大加裁撤;凡有抓住内奸、贩售鸦片的报告,都立即被呵斥,有探报英军情报的,都被言辞拒绝,还自以为是正经办事。
琦善到广东后的情报,陆续从郭士立和邹汉勋两侧汇聚到宋插处,再传回莱茵。谢绾看到琦善这个德性,也是无语——虽说他也不看好主战派的盲目自大,但这种自废武功式的“诚意”,岂不是连底牌都扔了在谈判桌上裸奔?
1840年12月初,双方开始和谈。内容没偏离历史,无非是围绕赔款割地展开。
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银元,此处所谓银元,为“墨西哥鹰洋”,合一千四百万两库平银;另有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
琦善仅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银元;拒绝割让香港,反复强调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也不同意英军暂屯香港,其他条件也不置可否。
由于双方条件差距太大,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完全拒绝,只好采用“拖字诀”。
有郭士立居中做翻译,谈判期间,谢绾拿到了完整的谈判过程记录与双方要求。其他内容的并未引起他注意,倒是义律要求“二千万银元”让他愣了好一会儿。
好家伙,一千四百万两银子,四百万英镑,五千多万马克啊……
活生生四分之一莱茵联邦全年财政收入……
谢绾自普法战争以来大小十数战加起来的收益也没到这个零头,英国人居然用四千人就抢到这么多钱,这生意可比卖鸦片利润高多了。
头一次直面军事压榨落后国家的利益,让谢绾眼睛都绿了。既然清国注定要跌这一跤,那肥水为什么要流外人田呢?
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二十五年,让他更深刻明白了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清国固然值得同情,但希腊、荷兰、甚至莱茵、德国自身,乃至普鲁士、法国,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谢绾从刚来这个时空的习惯性悲天悯人,到现在麻木不仁,既然人人有这一遭,那也就不必纠结了。
如果这事发生在欧洲或者美洲,谢绾不会动妄念。但此事发生在他在远东已经有相当深厚布局的情况下,最最重要的,英国人这不是常理的战争所获,根本就是借着清国没见过世面大搞讹诈。两个骗子碰上同一个对象,还见面分一半呢,谢绾怎么能容忍英国人吃独食。
但跟英国的协议已经约定了,莱茵在远东不能插手英国人的军事行动。这要怎么捞一笔呢……谢绾从白天想到晚上,再彻夜未眠想到早上。
虽然没想明白怎么上下其手,但他还是想到了一件该做的事。
天亮之后,他顶着熊猫眼到内阁和议会,对首相、议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