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1/2）
作者：官方好书推荐
汉《柳敏碑》写天资之资，从鱼旁，作资（《隶释》、《汉隶》、《字原》、《隶辨》皆误作忄资）。后世拟议纷纷。余谓下是鲠字，盖未写资，先写鲠，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资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谓古碑常有。想古人丹时，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见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考，而下是妣字。盖亦是未写考，先写妣，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岂有妇人作父，而考字可从女者？此二字一切字，及俗字梵典并无。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吝，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
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宦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
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
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谓荒唐诞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近余阅其所著金石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云云。此亦因张莺郢说，横档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旷园杂志》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志铭显出，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董思翁《容台集》亦云：“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无不谓即《会真记》中之崔莺莺者。”
顾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秦志志其嫁后时事。始辱于张，终妻于郑。即使同是一人，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之丑，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而谓可以洗耻，固未必得之数也。
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则诸君妄为牵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则诸君妄言之过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并无莺莺之名。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乃《会真记》明记莺莺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又云于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当七十二岁。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诸君之谓即莺莺者，不过以其夫郑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何可胜数？便据为说。
已可齿冷。而况莺莺本事可信，莫如《会真记》，而《会真记》中绝无所嫁夫姓。
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所作《西厢记》为据，则《西厢记》是凭空捏造之，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据乎？其妄四也。况志明云，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则云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确凿牵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见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郑妻，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遂乃重刻志，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故或遇或恒，世有两本。《全唐》注名遇，下云一名恒。而《金石萃编》灼知其妄，则曰是后人妄改，以附于《会真记》者（按：是妄改，以附于《西厢记》，非附《会真记》也，此语尚错）。而诸君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厢》者据《会真》，《会真》不言夫姓，作《西厢》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厢》者别有考据，知莺莺实嫁郑恒，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实甫者，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反为迫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故捏情节，谓莺莺卒嫁张生，而郑恒乃至强死乎？此虽病狂丧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谓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吾不知其究据何。据《会真记》乎？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据《西厢记》乎？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二记，则直谓崔氏终嫁张生，而郑恒者死矣。然则世必有崔氏女、张珙妇之志石出土，而后可以当《西厢记》之莺莺也。必崔氏女尝与张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后可以当《会真记》之莺莺也。以此诘诸君，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总之，元稹无赖轻薄，以窃人女子为奇遇，故驾名张生，作《会真记》。后人艳羡此事，谱之歌管，凡传奇必有曲折，于是造一郑恒，以为曲折；凡传奇必有始末，于是抹本事以为始末。此解元弦索《西厢》之意也。王实甫依其情节，为北《西厢》以与《会真》本事不合，乃以一梦作结。
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复依弦索续完之。而郑恒也者，实为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隐己姓名，捏称张生，则崔之姓，莺莺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字，听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诘也。
乃不意成化间，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字，与《会真记》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与子虚乌有之《西厢记》同，好事者遽附会之，以为崔夫人者，即崔莺莺也。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业撰《吴越武肃王庙碑铭》，首云：“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凋十三。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云：“长兴，后唐明宗年号，止于四年。武肃王以壬辰岁薨，壬辰盖长兴三年。《五代史》及刘恕《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则碑为误。然当立碑时，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
于是钱竹汀《养新录》解之曰：“余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幸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尚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首第一句竟敢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
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
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
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土视之，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不见于慈湖遗，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吝，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
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宦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
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
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谓荒唐诞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近余阅其所著金石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云云。此亦因张莺郢说，横档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旷园杂志》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志铭显出，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董思翁《容台集》亦云：“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无不谓即《会真记》中之崔莺莺者。”
顾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秦志志其嫁后时事。始辱于张，终妻于郑。即使同是一人，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之丑，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而谓可以洗耻，固未必得之数也。
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则诸君妄为牵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则诸君妄言之过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并无莺莺之名。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乃《会真记》明记莺莺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又云于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当七十二岁。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诸君之谓即莺莺者，不过以其夫郑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何可胜数？便据为说。
已可齿冷。而况莺莺本事可信，莫如《会真记》，而《会真记》中绝无所嫁夫姓。
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所作《西厢记》为据，则《西厢记》是凭空捏造之，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据乎？其妄四也。况志明云，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则云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确凿牵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见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郑妻，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遂乃重刻志，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故或遇或恒，世有两本。《全唐》注名遇，下云一名恒。而《金石萃编》灼知其妄，则曰是后人妄改，以附于《会真记》者（按：是妄改，以附于《西厢记》，非附《会真记》也，此语尚错）。而诸君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厢》者据《会真》，《会真》不言夫姓，作《西厢》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厢》者别有考据，知莺莺实嫁郑恒，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实甫者，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反为迫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故捏情节，谓莺莺卒嫁张生，而郑恒乃至强死乎？此虽病狂丧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谓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吾不知其究据何。据《会真记》乎？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据《西厢记》乎？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二记，则直谓崔氏终嫁张生，而郑恒者死矣。然则世必有崔氏女、张珙妇之志石出土，而后可以当《西厢记》之莺莺也。必崔氏女尝与张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后可以当《会真记》之莺莺也。以此诘诸君，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总之，元稹无赖轻薄，以窃人女子为奇遇，故驾名张生，作《会真记》。后人艳羡此事，谱之歌管，凡传奇必有曲折，于是造一郑恒，以为曲折；凡传奇必有始末，于是抹本事以为始末。此解元弦索《西厢》之意也。王实甫依其情节，为北《西厢》以与《会真》本事不合，乃以一梦作结。
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复依弦索续完之。而郑恒也者，实为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隐己姓名，捏称张生，则崔之姓，莺莺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字，听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诘也。
乃不意成化间，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字，与《会真记》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与子虚乌有之《西厢记》同，好事者遽附会之，以为崔夫人者，即崔莺莺也。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业撰《吴越武肃王庙碑铭》，首云：“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凋十三。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云：“长兴，后唐明宗年号，止于四年。武肃王以壬辰岁薨，壬辰盖长兴三年。《五代史》及刘恕《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则碑为误。然当立碑时，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
于是钱竹汀《养新录》解之曰：“余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幸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尚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首第一句竟敢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
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
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
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土视之，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不见于慈湖遗，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