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师部平日禁酒,也只有过年这几天才能在闲职中喝。“国防部的远征军计划,名字倒是起得威风凛凛。”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人心。毕竟这百年来都输得太惨了。”陈镜予替吴应堂斟酒,“喝酒就少说两句话,这些东西岂是你一校官来评判的。”
“公道自有后人来断!”
“那也得要有后人才是。要是亡国了,哪来的后人?不过一群丧家犬。”
吴应堂不吭声了,打个酒嗝出来,“算了,提这些做什么。我们服从命令就是。”
陈镜予自己也倒了酒,端起酒杯问:“干一杯?”
吴应堂半起身,“刚好我想好了祝酒词。”我们三个的杯子碰到一起,他说:“恭喜我们顺利活了下来,又多活了一年。”
我喝了半杯,想要同陈镜予再碰,一转头看见她捏着酒杯也在看我,眼中波光流转,喝了酒后的唇鲜美十足。我同她碰杯,听见她问:“你呢?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
我想了想,说:“愿你得以站于战后明堂。”
她笑,喝光杯中的酒,眼中明亮如洗:“你也是,愿得受光于庭堂照四方。”
年后我军去沅陵、桃源整训好应对中秋前后的阅兵,吴应堂知道此事时还幼稚到亲自到参谋部去找陈镜予,据后来小霍的现场报道,陈镜予从兜里掏一个水果硬糖出来丢给吴应堂:“情报不错。”
我捂着肚子哈哈大笑,搂着陈镜予的肩说:“吴应堂没冲你丢白手套也是很有涵养了。”
陈镜予从喉咙中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嘲笑的意味大一些:“他也是幼稚地可以。”
我们在整训期间又大量扩充武器,捷克式轻机枪被军长要来好一批,预十师是当年方师长组建的德系师,士官整体受教育程度高,这些军械被方师长和陈镜予联合要来不少。
但我没碰的权利,陈镜予不准我碰,她说我简直是浪费子弹。
我哼一声:“后勤军需官也是有人权的!”
她笑,抽出腰间的军刀来讨好我:“教你近战格斗吧。”
我跟着她从整训开始学到结束,最后一天她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你用到它,那也就说明你弹尽粮绝,身边只有你自己能依靠了。”
我跃跃欲试:“我会拿这把军刀多杀日本人的。”
她摇头,突然伸手抚上我的脖子,指尖摩挲着我的皮肤,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干嘛呢!”
“你的颈动脉在这里。”她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在这里用力割一刀,死地会快一些,日本军医也救不了你。”
所以我说我讨厌她,她老是打趣我。
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是在今年初秋,我军本来的计划是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缅甸,用陈镜予的话来说是执行“远征军计划”,但阅兵前夕却突然通知,任务取消,委员长不会来长沙,我军直接在衡山集合,以控制长沙和株洲一带。
但是就在会站前夕,我军接到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令全军开赴高桥至福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