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1/2）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克莱门·尤格拉确认了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生活里的波浪式运动的存在之后，收集、综合整理和衡量测度有关事实的这种工作，就开始不断地稳步前进。虽然，这种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们相信，这项成果只需要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发展，就可以使经济学能提供一个基本上令人满意并适当详尽的对现象的描绘，从而对人类的福利确实会做出最直接的实际贡献。调整对于历史的、统计的和分析的探讨方式特别必要，这种探讨方式，是受到各个工作者由于在训练、嗜好和眼界上的差异而不愿相互协作所阻挠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一种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征，这种工具或许可用于整理我们所拥有的讯息资料，并制定出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种经济变动必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别现象，并且这种经济变动，只有对于每一场合实际发生作用的无数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之后，才能被我们作出解释。换言之，为了要理解经济周期，我们首先要获得那种可以称为历史上的经验的知识，这种历史经验，体现了经济生活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掌握过去的事实是头等实际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添我们关于当代事实的资料库还重要得多，而这种当代事实资料库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无限微小的步骤，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为此，对各种反应机制所作的统计上和逻辑上的描述（我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希望，那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衡量和测度每一种这样的社会动乱所引起的各种影响），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顺便我们还要认识到，由于各种理由，任何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影响，实际上的确不只是产生单个的下陷凹痕，而是产生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一种波浪式的运动；同样，如果它冲击在某一特别点上，就会产生贯穿于整个体系的震动。更有甚者，为了要适应于前进中差不多经常有的滞后，以及经常要参照价格的变动比率，而不是参照价格的绝对数量，因此我们要达到准确描述这样的意图，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现为周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会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结构保持绝对不变，但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是否会产生任何这样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否可以观察得出来，仍然是成为问题的。虽然，一掠而过的动乱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在个别场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当时经济过程所固有的波动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实际上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为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要象物理科学那样去进行，因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不可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这样的做法是：从我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历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经历一定时间的经济过程的“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运行，并且以其结果同所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因此，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撇开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而且也要撇开在商业政策、银行和货币法规以及支付习惯上的变更，还要撇开由于气候条件或病虫害引起的收成的变化，以及由于偶然发现引起的黄金生产的变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将统称为外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有些场合，我们不容易把这些因素同经济活动的特点区别开来。关于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读者要牢牢掌握这种区别的常识，并且要考虑到每一个生意人都十分了解，当他订购一批新机器时是在进行一种活动，而设法疏通以图对他的产品增加进口税时，则是在进行另一种活动。还可看出，在我们列举的外部因素中，也有许多事情，当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并且用更广阔的目标来考虑时，却是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直接结果，从而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要素。事实也确是如此，但这并不降低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上以及为了我们的目的所作的区别的实际价值。
（二）周期，趋势，均衡，增长，创新
为了简明起见，在这一节，我们将综述少数必要的定义和命题，实际上这些定义和命题是很简单的。虽然如此，但为了必须使一些专门家把我们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确切，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和那里加上一些多少有点学究式的公式。
统计学上，“周期”这个名词包括两个东西：其一，在历史的时间（以区别于理论的时间）内经济数量价值的序列，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表现为这种价值本身的，或它们的一阶或二阶时间导数的“不规则的”再现；其二，这种“波动”并不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里独立发生，而常常是或者彼此同时出现，或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统计学上，我们所说的“趋势”一词，是指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很多的，虽说不是在全部的，这种时间序列中，有可能把我们的材料所包括的整个时间间隔，区分为一些次级间隔，从而这一系列次级间隔的时间组成成分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单一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仅仅只再现一次。
假如我们研究，比如说，1872年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并且看到繁荣所带来的极度过剩，我们就不难赋于“缺乏平衡”或“不均衡”等词以非常现实的意义。并且，假如我们观察一年以后的情况，同样也不难于认识到，不管当时的情况与1872年的情况有多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差不多是同样不平衡的。再者，假如我们分析，比如说，1897年的一些事件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归结为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这种关于经济制度的比较平衡状态与比较不平衡状态的常识性的区分，对于描述和测度周期变动现象，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为要得到这种观察的精确轮廓，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存在于个别工业中，假如这一工业整个来说，表现出既不增加或减少其产量的趋势，也不改变它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另一方面，如果整个企业的收入总额，用现行货币计算，等于用同样货币计算的成本总额加上能够吸引住每个人继续从事他实际上正在从事的行业的利润，那就达到了总体均衡。象这样可以同一些工业之间的或每一工业内部的多种不均衡状态相并存的事情，是凯恩斯先生关于货币作用的分析的基本概念。假如在研究范围内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厂商，是各自都处于莱昂·瓦尔拉意义上的均衡状态，那就达到了一般均衡。只是最后的这一种概念，是与我们有关的。为要给它以统计上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同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的某些点联系起来。这些点，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点”。因为事实上，这种状态从来不会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只能涉及到那些与上述状态离得较近的或隔得较远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下定义：“均衡邻近区”是一些时间间隔，在其中正常点都—一出现在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除掉那些在间隔中被一种确定的和可以验证到的个别情况所引起偏离的点。（因而“邻近”这个字眼，不是以严格的数学意义用于这里的。）但关于我们如何找出这些邻近区的位置这个问题，则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所谓“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人口的增长，引起每年至多百分之几的劳动供给量的增加（历史上每年增加３％就已经是高的了），就是突出的例子。假如，归于这种范畴的因素是仅仅在活动中的因素，那么对于“趋势”的概念，以及用最小二乘方或者用其它基于同样假定条件的方法来决定趋势，就会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尽管如此，但在下面我们将不讨论任何单单由增长所发生的问题，也不讨论它们同那种包括在经济变动中的其它类型因素的关系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完全不讨论增长因素，但如同在外部因素的场合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
最后，我们有理由说，对于产生和形成经济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的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显然，假如人们在自然界的事件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自己的非经济行动所引起的变化之外，除了繁殖和节制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么地球的面貌就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样子了。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这显然正是由于人们以不懈的努力，用他们的智慧去改进生产方法和商业方法，也就是说，由于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等。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
这是一个引人多少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老牌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这个要素并且在特殊场合也把它考虑在内，但是，却一直固执地拒绝正视它，更不运用一种分析工具来充分描述它的机制和结果。不管创新同其它的两种因素联系如何紧密，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有必要而又充分的理由把创新列举出来，作为经济变动的第三种和逻辑上性质不同的因素，同时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于工业变动的，而且它在一个只表现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没有变动的重复的经济世界里，将会是不可能的。工业变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增长的非周期性要素，以及由于创新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一个纯粹的经济周期的话，它也只能产生于这种途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新的事物是被插入经济过程并被吸收的。事实上周期似乎是统计的和历史的形式，在这里就发生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想要从理论上分析和从实际上控制经济周期的任何严肃的企图，只能是一个历史上的想往，意思就是说，解决经济周期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只能得之于工商业历史上的事实。
（三）繁荣与萧条
在这一节，我们假定（不久我们将放弃这个假定）在我们的资料中只谈一个“周期运动”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从来不期待会发现产生于完全均衡状态的第一次周期的确切日期，但是，为了避免循回推理，制定一个模型来描述这样一种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只要历史的和统计的描述允许，我们就从第一次能证实是均衡邻近区的地方开始。于是，我们就获得经济数量体系的图景，而这种图景是从创新影响下的均衡或其邻近区描述而得的，而这种创新，将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让我们想想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英国所发生的而为人们标记为“铁路繁荣”的任何这样的繁荣，就可以弄清这一点。在这种场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许多年才能进入运行次序，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工业和农业的区位，人口的聚集，副业和辅助行业的演进等等，施加充分的影响。在这个期间，就严密的逻辑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个完整均衡的话，在商品和劳务流程中就很少或者没有增加（事实上在消费品的产出中可能是一次减少）；与此同时，由于信贷开展的结果和其它途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增加。对于这一点的实际补充是，在这个时期，支出通常比产出要扩充得多一些，并且经济体系中没有创新的领域，将使它们自己适应于这种状况。这里不可能运用关于时间序列活动的历史解释来表明，当我们把一段时间作为经济繁荣的时期时，这对我们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释得何等充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来表明，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研究过在这个“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的图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经过一段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把它区别于单个厂商的情况，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孕育这个名词来称呼）之后，新的经济结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到达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制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将会是上述这样的；虽然更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会了解到，过失和行为失检的结果将会揭示出，在这一时期这个体系将竭力挣扎回到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就货币和信贷而言，诱发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一旦出售新产品的进款流入时，以及只要这些进款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存款在严密的逻辑意义上就渐渐收缩到以前的均衡邻近区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多少是向这一位置靠拢。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经验告诉我们的通常与均衡邻近区相联系的所有的偶然现象，都插入到这个图景中去，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这种图景则是由一连串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并为人们所理解的结果。这不仅描绘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性质及其有机功能的比较真实的图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满意地符合于统计的说明。
不管这种体系开始怎样偏离于均衡点，虽然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却也常常引起派生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工商业者将按照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动速率而进行活动。这种诱发现象的综合总体，是周期的群众心理的中枢，并大大加剧它们的幅度，我们称之为“次级波浪”。这种表述首先用于1911年，很容易使人误解；只是因为凯恩斯先生把它捡了起来，所以至今仍然采用着。但是，这种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在诊断和补救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也有助于解释并且部分地证明大量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些理论即使没有抓住本质现象，但当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重迭于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级波浪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描述时，倒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于是，周期运动的各个单位，必然位于均衡的各个邻近区之间。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事实，那就是萧条力量是从这个体系的“繁荣旅程”走向回程时而获得更大的势头，特别是由于次级波浪的崩溃所引起的现象，这个体系经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冲击的均衡的第一个邻近区，并且又走上“萧条旅程”，从这里它又被均衡韧带的行动所强制，从而又把它带到另一个邻近区，从那里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又将开始。因此，我们通常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几乎是普遍公认了的，但有必要注意，为了要进行基本分析，我们不能自由地从我们喜欢的任何点，或任何阶段开始去计算周期，比如从顶峰到顶峰，或从低洼到低洼，而是必须经常开始于复苏之后，以及在繁荣之初。更者，我们还必须辨别这两种情况（复苏和繁荣），虽然由于两者都是上升的这一事实，要辨别它们可能是困难的。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能认清复苏中的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于繁荣中的活动“力量”，就是造成错误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问题仍旧未得到回答。为什么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而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以致于能够象劳动力供给的现行增加那样，恰好是连续被吸收的，（这里所指的创新是要与“发明”及试验区别开的，因为发明和实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发明这个要素没有得到马歇尔的什么重视。）为此我们又立即得到一种回答：一旦当社会上对于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各样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种经济变动必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别现象，并且这种经济变动，只有对于每一场合实际发生作用的无数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之后，才能被我们作出解释。换言之，为了要理解经济周期，我们首先要获得那种可以称为历史上的经验的知识，这种历史经验，体现了经济生活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掌握过去的事实是头等实际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添我们关于当代事实的资料库还重要得多，而这种当代事实资料库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无限微小的步骤，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为此，对各种反应机制所作的统计上和逻辑上的描述（我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希望，那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衡量和测度每一种这样的社会动乱所引起的各种影响），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顺便我们还要认识到，由于各种理由，任何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影响，实际上的确不只是产生单个的下陷凹痕，而是产生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一种波浪式的运动；同样，如果它冲击在某一特别点上，就会产生贯穿于整个体系的震动。更有甚者，为了要适应于前进中差不多经常有的滞后，以及经常要参照价格的变动比率，而不是参照价格的绝对数量，因此我们要达到准确描述这样的意图，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现为周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会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结构保持绝对不变，但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是否会产生任何这样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否可以观察得出来，仍然是成为问题的。虽然，一掠而过的动乱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在个别场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当时经济过程所固有的波动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实际上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为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要象物理科学那样去进行，因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不可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这样的做法是：从我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历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经历一定时间的经济过程的“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运行，并且以其结果同所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因此，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撇开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而且也要撇开在商业政策、银行和货币法规以及支付习惯上的变更，还要撇开由于气候条件或病虫害引起的收成的变化，以及由于偶然发现引起的黄金生产的变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将统称为外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有些场合，我们不容易把这些因素同经济活动的特点区别开来。关于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读者要牢牢掌握这种区别的常识，并且要考虑到每一个生意人都十分了解，当他订购一批新机器时是在进行一种活动，而设法疏通以图对他的产品增加进口税时，则是在进行另一种活动。还可看出，在我们列举的外部因素中，也有许多事情，当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并且用更广阔的目标来考虑时，却是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直接结果，从而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要素。事实也确是如此，但这并不降低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上以及为了我们的目的所作的区别的实际价值。
（二）周期，趋势，均衡，增长，创新
为了简明起见，在这一节，我们将综述少数必要的定义和命题，实际上这些定义和命题是很简单的。虽然如此，但为了必须使一些专门家把我们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确切，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和那里加上一些多少有点学究式的公式。
统计学上，“周期”这个名词包括两个东西：其一，在历史的时间（以区别于理论的时间）内经济数量价值的序列，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表现为这种价值本身的，或它们的一阶或二阶时间导数的“不规则的”再现；其二，这种“波动”并不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里独立发生，而常常是或者彼此同时出现，或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统计学上，我们所说的“趋势”一词，是指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很多的，虽说不是在全部的，这种时间序列中，有可能把我们的材料所包括的整个时间间隔，区分为一些次级间隔，从而这一系列次级间隔的时间组成成分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单一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仅仅只再现一次。
假如我们研究，比如说，1872年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并且看到繁荣所带来的极度过剩，我们就不难赋于“缺乏平衡”或“不均衡”等词以非常现实的意义。并且，假如我们观察一年以后的情况，同样也不难于认识到，不管当时的情况与1872年的情况有多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差不多是同样不平衡的。再者，假如我们分析，比如说，1897年的一些事件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归结为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这种关于经济制度的比较平衡状态与比较不平衡状态的常识性的区分，对于描述和测度周期变动现象，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为要得到这种观察的精确轮廓，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存在于个别工业中，假如这一工业整个来说，表现出既不增加或减少其产量的趋势，也不改变它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另一方面，如果整个企业的收入总额，用现行货币计算，等于用同样货币计算的成本总额加上能够吸引住每个人继续从事他实际上正在从事的行业的利润，那就达到了总体均衡。象这样可以同一些工业之间的或每一工业内部的多种不均衡状态相并存的事情，是凯恩斯先生关于货币作用的分析的基本概念。假如在研究范围内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厂商，是各自都处于莱昂·瓦尔拉意义上的均衡状态，那就达到了一般均衡。只是最后的这一种概念，是与我们有关的。为要给它以统计上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同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的某些点联系起来。这些点，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点”。因为事实上，这种状态从来不会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只能涉及到那些与上述状态离得较近的或隔得较远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下定义：“均衡邻近区”是一些时间间隔，在其中正常点都—一出现在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除掉那些在间隔中被一种确定的和可以验证到的个别情况所引起偏离的点。（因而“邻近”这个字眼，不是以严格的数学意义用于这里的。）但关于我们如何找出这些邻近区的位置这个问题，则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所谓“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人口的增长，引起每年至多百分之几的劳动供给量的增加（历史上每年增加３％就已经是高的了），就是突出的例子。假如，归于这种范畴的因素是仅仅在活动中的因素，那么对于“趋势”的概念，以及用最小二乘方或者用其它基于同样假定条件的方法来决定趋势，就会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尽管如此，但在下面我们将不讨论任何单单由增长所发生的问题，也不讨论它们同那种包括在经济变动中的其它类型因素的关系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完全不讨论增长因素，但如同在外部因素的场合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
最后，我们有理由说，对于产生和形成经济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的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显然，假如人们在自然界的事件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自己的非经济行动所引起的变化之外，除了繁殖和节制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么地球的面貌就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样子了。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这显然正是由于人们以不懈的努力，用他们的智慧去改进生产方法和商业方法，也就是说，由于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等。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
这是一个引人多少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老牌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这个要素并且在特殊场合也把它考虑在内，但是，却一直固执地拒绝正视它，更不运用一种分析工具来充分描述它的机制和结果。不管创新同其它的两种因素联系如何紧密，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有必要而又充分的理由把创新列举出来，作为经济变动的第三种和逻辑上性质不同的因素，同时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于工业变动的，而且它在一个只表现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没有变动的重复的经济世界里，将会是不可能的。工业变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增长的非周期性要素，以及由于创新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一个纯粹的经济周期的话，它也只能产生于这种途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新的事物是被插入经济过程并被吸收的。事实上周期似乎是统计的和历史的形式，在这里就发生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想要从理论上分析和从实际上控制经济周期的任何严肃的企图，只能是一个历史上的想往，意思就是说，解决经济周期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只能得之于工商业历史上的事实。
（三）繁荣与萧条
在这一节，我们假定（不久我们将放弃这个假定）在我们的资料中只谈一个“周期运动”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从来不期待会发现产生于完全均衡状态的第一次周期的确切日期，但是，为了避免循回推理，制定一个模型来描述这样一种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只要历史的和统计的描述允许，我们就从第一次能证实是均衡邻近区的地方开始。于是，我们就获得经济数量体系的图景，而这种图景是从创新影响下的均衡或其邻近区描述而得的，而这种创新，将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让我们想想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英国所发生的而为人们标记为“铁路繁荣”的任何这样的繁荣，就可以弄清这一点。在这种场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许多年才能进入运行次序，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工业和农业的区位，人口的聚集，副业和辅助行业的演进等等，施加充分的影响。在这个期间，就严密的逻辑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个完整均衡的话，在商品和劳务流程中就很少或者没有增加（事实上在消费品的产出中可能是一次减少）；与此同时，由于信贷开展的结果和其它途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增加。对于这一点的实际补充是，在这个时期，支出通常比产出要扩充得多一些，并且经济体系中没有创新的领域，将使它们自己适应于这种状况。这里不可能运用关于时间序列活动的历史解释来表明，当我们把一段时间作为经济繁荣的时期时，这对我们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释得何等充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来表明，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研究过在这个“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的图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经过一段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把它区别于单个厂商的情况，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孕育这个名词来称呼）之后，新的经济结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到达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制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将会是上述这样的；虽然更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会了解到，过失和行为失检的结果将会揭示出，在这一时期这个体系将竭力挣扎回到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就货币和信贷而言，诱发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一旦出售新产品的进款流入时，以及只要这些进款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存款在严密的逻辑意义上就渐渐收缩到以前的均衡邻近区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多少是向这一位置靠拢。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经验告诉我们的通常与均衡邻近区相联系的所有的偶然现象，都插入到这个图景中去，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这种图景则是由一连串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并为人们所理解的结果。这不仅描绘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性质及其有机功能的比较真实的图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满意地符合于统计的说明。
不管这种体系开始怎样偏离于均衡点，虽然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却也常常引起派生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工商业者将按照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动速率而进行活动。这种诱发现象的综合总体，是周期的群众心理的中枢，并大大加剧它们的幅度，我们称之为“次级波浪”。这种表述首先用于1911年，很容易使人误解；只是因为凯恩斯先生把它捡了起来，所以至今仍然采用着。但是，这种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在诊断和补救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也有助于解释并且部分地证明大量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些理论即使没有抓住本质现象，但当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重迭于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级波浪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描述时，倒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于是，周期运动的各个单位，必然位于均衡的各个邻近区之间。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事实，那就是萧条力量是从这个体系的“繁荣旅程”走向回程时而获得更大的势头，特别是由于次级波浪的崩溃所引起的现象，这个体系经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冲击的均衡的第一个邻近区，并且又走上“萧条旅程”，从这里它又被均衡韧带的行动所强制，从而又把它带到另一个邻近区，从那里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又将开始。因此，我们通常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几乎是普遍公认了的，但有必要注意，为了要进行基本分析，我们不能自由地从我们喜欢的任何点，或任何阶段开始去计算周期，比如从顶峰到顶峰，或从低洼到低洼，而是必须经常开始于复苏之后，以及在繁荣之初。更者，我们还必须辨别这两种情况（复苏和繁荣），虽然由于两者都是上升的这一事实，要辨别它们可能是困难的。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能认清复苏中的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于繁荣中的活动“力量”，就是造成错误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问题仍旧未得到回答。为什么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而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以致于能够象劳动力供给的现行增加那样，恰好是连续被吸收的，（这里所指的创新是要与“发明”及试验区别开的，因为发明和实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发明这个要素没有得到马歇尔的什么重视。）为此我们又立即得到一种回答：一旦当社会上对于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