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2/2）
的反抗被克服之后，那就不仅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类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从而第一次的成功就往往产生一种蜂聚的现象（可以用汽车工业的出现为例来说明）。这的确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般是用以扩散一种改良和收获社会成果——在紧接着的萧条阶段。但是，要获得充分的说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这一现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远远超越现在所能达到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尽管如此，象本书作者曾经有过不幸的经验那样，即令是非常煞费苦心的陈述，想把他所要传达的真实图景传达给批评者也曾经常常是失败的；他宁愿请求读者把创新的蜂聚情景作为一种符合事实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同在物理学中所作的假设一样，不管其结果是可能被引证说明以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客观真理。尽管如此，可是他仍然感到有权对任何怀疑这种命题的人说：观察你周围的工业生活，并且你自己看看它是否并非如此。别的作家们曾经十分独立地强调一种事实，那就是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象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投资货物的波动，比起其它场所的波动要更加显著得多的这一确有依据的事实，由于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设条件来作解释，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关于经济趋势的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和决定趋势的生产技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增长要素以外，影响我们时间序列的趋势的因素，并不能同那种形成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区别开来，而只不过是体现了后者的变动结局。对于这些“结局－趋势”，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称呼它们的那样，是完全不能够应用最小二乘方类型的正规方法。就推断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保证的。但是，它的确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来把这种正规方法发展成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关于四个阶段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长度，即令不顾及它们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的事实，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论。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于这种理由，单单提出周期顶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确没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将立即找到一种理由，来预断某些萧条将比其它的一些萧条要严重得多。
（四）“三种周期”体系
上面的分析，不仅能说明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当均衡邻近区已经“从下线”达到时，繁荣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现，并常常是逐渐减弱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虑到的，也能说明那些曾被证实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相联系的每一单个事实或特点，却尚未证实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读者最好将他所考虑到的这些特征列为一表，并且观察它们是否适合于这里提供的模式，用这样的方法来检验我们上述的见解是否正确。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认为，我们指的创新所包含的一些过程，比起其它过程来，必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作用。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气化，可能要花费从半个世纪到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包含着这个国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化，它改变人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们精神上的雄心壮志；可是另外一些创新或创新组合，却出现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里。更者，长周期变动一般是以明显的步骤而实现的，并且由此引起较短的波动和较长的根本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周期并认定它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实上，那样的一种认识也只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只有当我们的材料能明白无误地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恰当的。但是，由于情况不是这样，即令除掉我们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扰这一点不计之外，情况也不是这样，因而更加现实的态度似乎就是要承认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时运行，并且要直接面对分析这些周期彼此干扰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要撇开一些虚假的不规律性，这就是说，撇开那种只是由于单个周期的假设所引起的不规律性）。因为，尽管如此，可是还有必要为了处理我们的时间序列，安排一个适当数量的各有显著特点的周期波动，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并且被看成是把它们的常态部位或均衡邻近区域靠近这样一些点，在那些点上这些波动要穿越而过为它们作基础的下一个较高层次的周期的轨道。所以“三周期”体系就在这里提了出来，作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可行的假设。对于这一体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们也不提别的要求；但是，很显然这种体系可以满足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满足的，那就是要赋于历史的意义，这一点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标准重要得多（象我们的资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那样，就概率意义而言，它们不是微小的、自变的或者“无数的”）。
从历史上认识到工业体系在任何时候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方式，首先呈现出存在着经常所提到的为时54年到60年的“长波”。关于这一长波，过去偶尔也被有些人，特别是波斯皮托夫所认识到，甚至还被测度过，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对这一长波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它包含了我们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名词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但是，它却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动了不抱偏见的观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释为世界上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特别是解释为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这看来或许是肤浅的，但是它能够详细显示出铁路建设以及这种建设所附带的、和它有关的、或相应而生的操作，就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变迁和经济波动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成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的主导特征。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
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更加通常的方式来表述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把这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理论大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那种借用扩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从考查用增加的货币资源进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将难予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象下述结论的含意那样：因而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但是，那又意指什么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名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某一系列的事实（物价水准、利息率、就业等等的某一长期的变动）的名字而已，其中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置疑的。的确，这个名词也包含着一种解释，足以用来说明，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时间序列的变动，可以沿着同样的途径，作为较短周期的变动的一种解释。这又只是历史事实的一种推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当然，对一种现象只有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经验，是不足以保证作为下结论的依据，更谈不上作为预言的依据了。
所以仅仅作为对事实的一种阐述，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的统计观察的范围内，有两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个这样的长周期包含着六个期限为九年或十年的周期，它们是同样被工业史所充分证实了的，尽管在我们的时间序列里显示得没有那样清楚，事实上它们大致是符合那种最先被发现了的周期运动。按照前面分析周期那样的程序，我们可以把这些周期叫做“尤格拉周期”。正象罗伯逊所说的，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
最后，就已经被调查了的大多数情况和这个国家的情况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尤格拉周期”（目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包括的那些短程周期也都在内），是易于划分为三个周期的，而每一个周期大约为40个月的时间。近百余年来，这种更短的周期的存在，曾经反复被人指出过，更经常地被人所觉察和默认了。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基钦先生和克鲁姆教授在本杂志上的两篇研究论文，才使得这种短周期得到证实的。关于商业票据价格变动的记载，这种时间序列是所有周期变动中最富于周期性的，当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周期，如同其它周期一样，在这个国家比在别的国家更加清楚，特别是比在英国更加显著，这是很容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那就是大多数时间序列的周期将会趋向于削弱或者完全消失，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同国际影响交织得愈密切，以及这个国家的政策愈趋向于自由贸易，就愈是这样。这一分析所引起的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因为统计方法，必须从我们对它所应用的那种现象的理解当中，产生出来），将在另外的时间里加以讨论。
当然，我们可以承认，不仅非周期性变动，也产生波浪般的运动，而且在刚才提到的三个周期之外，也还有其它的周期性波浪。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三种周期”体系足以满足初步接近阶段的目的，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而且很有可能我们还要在此阶段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五）一个研究规划
假如我们按照拟定的原则去整理那些可以得到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资料，我们至多只能得到若干启示，使我们对于真正的图景大致象个什么样子有一个概念吧了。这些原则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大体上联系我们的那些时间序列的行为，那些时间序列是最能象征整个经济生活的脉搏的。这些“系统的”时间序列，可以是“合成的”，比如物价水准序列，或物资生产量；也可以是“天然的”，比如利息率，债务偿还，失业，生铁消费（至少是战前时期），或储蓄的总额等等序列。假如上述所概括的观点是真的符合生活现实的话，那么，总的说来，它们也全都会按照它们应该行动的那样去行动。为了同“系统的”时间序列相区别，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单个的”时间序列的场合，比如个别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分析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同时我们对工业和商业的每一部门的特殊情况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比如，它的滞后、摩擦和惰性，它的从业人员的智力，临时出现的个别偶然的影响，特别是它在任何一个周期中的主动的或被动的作用。因为外部因素冲击在由许多重迭的波浪式运动所组成的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上，也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波动本身冲击在作为它的基础的其它波动的某一特殊阶段上，因此，就每一个别的工业或个别厂商而言，这一切就冲击在一个特殊的共鸣器上，这个共鸣器按照它自己的结构作出反响。这也许就是阐述这个充满复杂性的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它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许多“特殊的周期”，而这些周期是一些学者们，在各种个别工业中已经找到，或以为他们自己已经找到了的。
现在，第一，在关于研究规划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上面所说的“系统的”时间序列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序列足以充分代表它所意味着要代表的东西。我们的历史上的情报资料，或当代的情报资料，也绝不能充分地从数量上来解释系统的时间序列的波动。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它使对结果的任何分析不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说，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和分析的结果相符合的或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原则和分析的问题，而只是相对的数量的重要性的问题。上面的说明，比如说，在任何周期的下坡阶段，工资的惰性可以用来解释那种决定失业数目的一些因素，这是非常明确而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但是，不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且也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只要我们不能够说这一因素究竟能否解释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所考察的失业数字的１％或是90％，那么这种说明就是完全不相干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可能做到比这更为精确，那么经济学被实际工作者看成毫无用处，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可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仍将会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只要必需的实际资料能够应用进去；当然，这种资料的搜集是大大超过任何个别工作者或私人工作者集团的能力的。
第二，在一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上，简直就没有确实可靠的情报资料。两个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那么坚决反对当前过分强调一般的物价水准和货币数量的重要性的那种趋向，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家庭用于消费品的源源支出是分析经济周期的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我们有了可以接受的虽然很不令人满意的关于战后时期的指示数字，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特殊情况，这些数字作为对情况的根本了解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就战前时期来说，我们就只好满足于工资支付单一类的数字，这些数字很可能易于引起误解，即使它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尽管如此，可是仍然有丰富的包括几个世纪的零散资料，如果能汇集在一起，它们定将可以澄清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
再者，在经济下坡时，投资过程以及相应的信用收缩过程，不管理论家怎么说，除非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它的根源的相对重要性和借贷双方的实际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掌握它的重要性和后果。这里，决定性的数字是实际上花费在为了新的目的而进行的耐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总额。我们的主要困难就在于上句注有着重号的这个短语上，迄今这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曾经被克服过：例如，我们能够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究竟有多少款项是花费在英国的铁路建设上。我们很难找出每年新投放于工业和商业上的总额是多少。尤其困难的是找出其中有多少是花费在设备上的。即使如此，也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出此中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调查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尽管这种周期现象不能定义为和理解为各个工业独立变动的一种平均情况，但是，各个工业的活动，一方面是引起，另一方面又是反应不断变迁的经济情形的波动，则需要我们对它们逐项给以专门研究。沿着这一方面曾经有过许多著作，但是，由于对工业专题文献作过贡献的一些作者，在头脑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关键问题，所以，他们的论证是不完善和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说，任何工业的任何事件，或其结构模式的任何特点，都与周期的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关系。此外，如果工业变动真的是周期现象的基础，那么，它的机制，只有在详尽的包括关于这种变动的一切有记载的情况之后，才能建立起来。举例来说，肯动脑筋的观察者，就可立即发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英国炼铁工业发展的不同过程，同现代汽车工业的兴起之间，表现了显著的相似性。在这些情况下，如同在很多其它的场合一样，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印象的范围。尽管如此，但是从这里开始，到建立起创新体系的有效性的目标，以及指示出创新，连同货币补助物一起，如何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所固有的特种波动的目标（而这些波动又是与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相类似的现象并行的），则还有相当长的路程。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关于经济趋势的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和决定趋势的生产技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增长要素以外，影响我们时间序列的趋势的因素，并不能同那种形成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区别开来，而只不过是体现了后者的变动结局。对于这些“结局－趋势”，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称呼它们的那样，是完全不能够应用最小二乘方类型的正规方法。就推断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保证的。但是，它的确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来把这种正规方法发展成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关于四个阶段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长度，即令不顾及它们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的事实，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论。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于这种理由，单单提出周期顶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确没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将立即找到一种理由，来预断某些萧条将比其它的一些萧条要严重得多。
（四）“三种周期”体系
上面的分析，不仅能说明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当均衡邻近区已经“从下线”达到时，繁荣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现，并常常是逐渐减弱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虑到的，也能说明那些曾被证实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相联系的每一单个事实或特点，却尚未证实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读者最好将他所考虑到的这些特征列为一表，并且观察它们是否适合于这里提供的模式，用这样的方法来检验我们上述的见解是否正确。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认为，我们指的创新所包含的一些过程，比起其它过程来，必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作用。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气化，可能要花费从半个世纪到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包含着这个国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化，它改变人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们精神上的雄心壮志；可是另外一些创新或创新组合，却出现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里。更者，长周期变动一般是以明显的步骤而实现的，并且由此引起较短的波动和较长的根本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周期并认定它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实上，那样的一种认识也只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只有当我们的材料能明白无误地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恰当的。但是，由于情况不是这样，即令除掉我们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扰这一点不计之外，情况也不是这样，因而更加现实的态度似乎就是要承认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时运行，并且要直接面对分析这些周期彼此干扰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要撇开一些虚假的不规律性，这就是说，撇开那种只是由于单个周期的假设所引起的不规律性）。因为，尽管如此，可是还有必要为了处理我们的时间序列，安排一个适当数量的各有显著特点的周期波动，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并且被看成是把它们的常态部位或均衡邻近区域靠近这样一些点，在那些点上这些波动要穿越而过为它们作基础的下一个较高层次的周期的轨道。所以“三周期”体系就在这里提了出来，作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可行的假设。对于这一体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们也不提别的要求；但是，很显然这种体系可以满足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满足的，那就是要赋于历史的意义，这一点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标准重要得多（象我们的资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那样，就概率意义而言，它们不是微小的、自变的或者“无数的”）。
从历史上认识到工业体系在任何时候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方式，首先呈现出存在着经常所提到的为时54年到60年的“长波”。关于这一长波，过去偶尔也被有些人，特别是波斯皮托夫所认识到，甚至还被测度过，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对这一长波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它包含了我们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名词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但是，它却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动了不抱偏见的观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释为世界上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特别是解释为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这看来或许是肤浅的，但是它能够详细显示出铁路建设以及这种建设所附带的、和它有关的、或相应而生的操作，就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变迁和经济波动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成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的主导特征。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
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更加通常的方式来表述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把这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理论大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那种借用扩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从考查用增加的货币资源进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将难予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象下述结论的含意那样：因而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但是，那又意指什么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名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某一系列的事实（物价水准、利息率、就业等等的某一长期的变动）的名字而已，其中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置疑的。的确，这个名词也包含着一种解释，足以用来说明，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时间序列的变动，可以沿着同样的途径，作为较短周期的变动的一种解释。这又只是历史事实的一种推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当然，对一种现象只有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经验，是不足以保证作为下结论的依据，更谈不上作为预言的依据了。
所以仅仅作为对事实的一种阐述，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的统计观察的范围内，有两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个这样的长周期包含着六个期限为九年或十年的周期，它们是同样被工业史所充分证实了的，尽管在我们的时间序列里显示得没有那样清楚，事实上它们大致是符合那种最先被发现了的周期运动。按照前面分析周期那样的程序，我们可以把这些周期叫做“尤格拉周期”。正象罗伯逊所说的，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
最后，就已经被调查了的大多数情况和这个国家的情况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尤格拉周期”（目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包括的那些短程周期也都在内），是易于划分为三个周期的，而每一个周期大约为40个月的时间。近百余年来，这种更短的周期的存在，曾经反复被人指出过，更经常地被人所觉察和默认了。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基钦先生和克鲁姆教授在本杂志上的两篇研究论文，才使得这种短周期得到证实的。关于商业票据价格变动的记载，这种时间序列是所有周期变动中最富于周期性的，当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周期，如同其它周期一样，在这个国家比在别的国家更加清楚，特别是比在英国更加显著，这是很容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那就是大多数时间序列的周期将会趋向于削弱或者完全消失，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同国际影响交织得愈密切，以及这个国家的政策愈趋向于自由贸易，就愈是这样。这一分析所引起的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因为统计方法，必须从我们对它所应用的那种现象的理解当中，产生出来），将在另外的时间里加以讨论。
当然，我们可以承认，不仅非周期性变动，也产生波浪般的运动，而且在刚才提到的三个周期之外，也还有其它的周期性波浪。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三种周期”体系足以满足初步接近阶段的目的，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而且很有可能我们还要在此阶段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五）一个研究规划
假如我们按照拟定的原则去整理那些可以得到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资料，我们至多只能得到若干启示，使我们对于真正的图景大致象个什么样子有一个概念吧了。这些原则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大体上联系我们的那些时间序列的行为，那些时间序列是最能象征整个经济生活的脉搏的。这些“系统的”时间序列，可以是“合成的”，比如物价水准序列，或物资生产量；也可以是“天然的”，比如利息率，债务偿还，失业，生铁消费（至少是战前时期），或储蓄的总额等等序列。假如上述所概括的观点是真的符合生活现实的话，那么，总的说来，它们也全都会按照它们应该行动的那样去行动。为了同“系统的”时间序列相区别，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单个的”时间序列的场合，比如个别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分析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同时我们对工业和商业的每一部门的特殊情况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比如，它的滞后、摩擦和惰性，它的从业人员的智力，临时出现的个别偶然的影响，特别是它在任何一个周期中的主动的或被动的作用。因为外部因素冲击在由许多重迭的波浪式运动所组成的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上，也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波动本身冲击在作为它的基础的其它波动的某一特殊阶段上，因此，就每一个别的工业或个别厂商而言，这一切就冲击在一个特殊的共鸣器上，这个共鸣器按照它自己的结构作出反响。这也许就是阐述这个充满复杂性的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它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许多“特殊的周期”，而这些周期是一些学者们，在各种个别工业中已经找到，或以为他们自己已经找到了的。
现在，第一，在关于研究规划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上面所说的“系统的”时间序列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序列足以充分代表它所意味着要代表的东西。我们的历史上的情报资料，或当代的情报资料，也绝不能充分地从数量上来解释系统的时间序列的波动。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它使对结果的任何分析不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说，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和分析的结果相符合的或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原则和分析的问题，而只是相对的数量的重要性的问题。上面的说明，比如说，在任何周期的下坡阶段，工资的惰性可以用来解释那种决定失业数目的一些因素，这是非常明确而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但是，不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且也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只要我们不能够说这一因素究竟能否解释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所考察的失业数字的１％或是90％，那么这种说明就是完全不相干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可能做到比这更为精确，那么经济学被实际工作者看成毫无用处，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可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仍将会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只要必需的实际资料能够应用进去；当然，这种资料的搜集是大大超过任何个别工作者或私人工作者集团的能力的。
第二，在一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上，简直就没有确实可靠的情报资料。两个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那么坚决反对当前过分强调一般的物价水准和货币数量的重要性的那种趋向，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家庭用于消费品的源源支出是分析经济周期的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我们有了可以接受的虽然很不令人满意的关于战后时期的指示数字，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特殊情况，这些数字作为对情况的根本了解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就战前时期来说，我们就只好满足于工资支付单一类的数字，这些数字很可能易于引起误解，即使它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尽管如此，可是仍然有丰富的包括几个世纪的零散资料，如果能汇集在一起，它们定将可以澄清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
再者，在经济下坡时，投资过程以及相应的信用收缩过程，不管理论家怎么说，除非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它的根源的相对重要性和借贷双方的实际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掌握它的重要性和后果。这里，决定性的数字是实际上花费在为了新的目的而进行的耐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总额。我们的主要困难就在于上句注有着重号的这个短语上，迄今这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曾经被克服过：例如，我们能够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究竟有多少款项是花费在英国的铁路建设上。我们很难找出每年新投放于工业和商业上的总额是多少。尤其困难的是找出其中有多少是花费在设备上的。即使如此，也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出此中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调查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尽管这种周期现象不能定义为和理解为各个工业独立变动的一种平均情况，但是，各个工业的活动，一方面是引起，另一方面又是反应不断变迁的经济情形的波动，则需要我们对它们逐项给以专门研究。沿着这一方面曾经有过许多著作，但是，由于对工业专题文献作过贡献的一些作者，在头脑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关键问题，所以，他们的论证是不完善和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说，任何工业的任何事件，或其结构模式的任何特点，都与周期的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关系。此外，如果工业变动真的是周期现象的基础，那么，它的机制，只有在详尽的包括关于这种变动的一切有记载的情况之后，才能建立起来。举例来说，肯动脑筋的观察者，就可立即发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英国炼铁工业发展的不同过程，同现代汽车工业的兴起之间，表现了显著的相似性。在这些情况下，如同在很多其它的场合一样，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印象的范围。尽管如此，但是从这里开始，到建立起创新体系的有效性的目标，以及指示出创新，连同货币补助物一起，如何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所固有的特种波动的目标（而这些波动又是与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相类似的现象并行的），则还有相当长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