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苏青与张爱玲（1/2）
作者：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1943年10月，上海另一个走红的女作家冯和仪创办《天地》月刊。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年龄大几岁，大学未毕业即由父母包办结婚，与丈夫及婆家感情不好，开始试着写作，创作小说《结婚十年》。后以苏青为笔名。人长得出众，又大胆泼辣，与丈夫离婚后她带着孩子，靠卖文为生，生活相当难艰，为了谋生，她顾不得政治不政治，在这些刊物上写些女性与家庭题材的小说，颇得汪伪文人的赏识。苏青与汪伪高级人员周佛海、陈公博都熟悉，常常和他们有来往，甚至有人谣传她是陈公博的情妇。有了这些人的撑腰，她的刊物办得很红火，周佛海夫妇、女儿、陈公博等常有文章发表在《天地》上，周作人也是经常撰稿的作家之一。
苏青因为办刊，需要物色一批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她写信给张爱玲索槁，一来就用“叨在同性”的话套近乎，要张爱玲写稿，张爱玲很喜欢苏青的豪爽大方、直率泼辣的性格。苏青也许是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中最大胆泼辣的一位了，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她把孟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成为她的“名言”。她以自己真实的经历写成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连同她的《浣锦集》在上海十分轰动，其受欢迎情形也不在张爱玲之下。她的经历比张爱玲还要曲折艰辛，但她要强坚韧，女人的弱点她也有，也容易哭，也常常不讲理，但她就是不俗。张爱玲很喜欢。
1943年11月，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在《天地》第二期上发表，苏青称之为“近年来最佳之短篇小说”。（17）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整个城市静了下来，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随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静过。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一个山东乞丐浑圆嘹亮地叫“可怜啊可怜！
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
电车上的人们静静地等待着，或找点事情做，填补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中年男人与旁边一位教会派少奶奶般女子搭讪起来。这个女人吴翠远是一位英文助教，还没有结婚，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是一位好学生，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她没有什么特长，平平凡凡，不美也不难看，生活也不错，但她没有快乐。
她想期待一点浪漫的刺激。那位会计师吕宗桢注意到她，她脸上虽然没有笑意，但内心也似乎觉得自己是可爱的了。吕宗桢和她继续搭讪，谈自己的太太是父母包办的，如何不理解他，不同情他，两人越谈越投机，吴翠远本能地脸红，微微背过，但内心也实在愉快，照例默默听他讲。话题越来越近，几乎快谈到终身的大事了。翠远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还有这么可爱迷人的地方。吕宗桢没有想到自己能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又掉过头来，他仍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他要她的电话号码，她不乐意但迟疑一下还是告诉了他。
封锁开放了。“叮铃铃铃铃铃”摇着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男人消失在人丛中，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虽然还在电车上，但看不见，对于她，他等于死了。女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任何色彩的男人与女人，一个很偶然的戏剧化一幕，在像乌壳虫一样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生活里，发现一些真实的兴奋与色彩，又爬回窠里去了。“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那未免有点隔膜。”
这篇《封锁》在《天地》上发表以后，又引出一个乌壳虫爬了出来，“封锁”期间张爱玲也“做了一个不尽情理的梦”。
除《封锁》外，张爱玲的许多散文，如《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私语》、《造人》、《打人》、《谈跳舞》、《我看苏青》等等都发表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上。《天地》是以女作家为主的“天地”，也几乎成了张爱玲的“天地”了，有时一期上有两篇张爱玲的作品。她不仅为《天地》写文章，也画插图，她还为苏青《救救孩子》画了一个可怜无告的孩童像。从1944年8月第11期起，《天地》封面图即为张爱玲所绘。（18）
苏青把张爱玲看做自己的台柱，张爱玲也把《天地》看做自家人办的刊物，相互支持。张爱玲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这两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却没有一丝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习气。比起关露、潘柳黛的小心眼来，张爱玲与苏青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张爱玲尽管后来名声高出苏青许多，但苏青对张爱玲的作品仍是不断地宣传赞誉，为她的散文叫好，也替她的话剧《倾城之恋》写宣传稿。张爱玲更引苏青为知音，在上海女作家座谈会上，当记者问到苏青她最喜爱的近代女作家时，苏青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问张爱玲时，她毫不犹豫地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
苏青因为办刊，需要物色一批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她写信给张爱玲索槁，一来就用“叨在同性”的话套近乎，要张爱玲写稿，张爱玲很喜欢苏青的豪爽大方、直率泼辣的性格。苏青也许是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中最大胆泼辣的一位了，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她把孟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成为她的“名言”。她以自己真实的经历写成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连同她的《浣锦集》在上海十分轰动，其受欢迎情形也不在张爱玲之下。她的经历比张爱玲还要曲折艰辛，但她要强坚韧，女人的弱点她也有，也容易哭，也常常不讲理，但她就是不俗。张爱玲很喜欢。
1943年11月，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在《天地》第二期上发表，苏青称之为“近年来最佳之短篇小说”。（17）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整个城市静了下来，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随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静过。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一个山东乞丐浑圆嘹亮地叫“可怜啊可怜！
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
电车上的人们静静地等待着，或找点事情做，填补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中年男人与旁边一位教会派少奶奶般女子搭讪起来。这个女人吴翠远是一位英文助教，还没有结婚，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是一位好学生，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她没有什么特长，平平凡凡，不美也不难看，生活也不错，但她没有快乐。
她想期待一点浪漫的刺激。那位会计师吕宗桢注意到她，她脸上虽然没有笑意，但内心也似乎觉得自己是可爱的了。吕宗桢和她继续搭讪，谈自己的太太是父母包办的，如何不理解他，不同情他，两人越谈越投机，吴翠远本能地脸红，微微背过，但内心也实在愉快，照例默默听他讲。话题越来越近，几乎快谈到终身的大事了。翠远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还有这么可爱迷人的地方。吕宗桢没有想到自己能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又掉过头来，他仍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他要她的电话号码，她不乐意但迟疑一下还是告诉了他。
封锁开放了。“叮铃铃铃铃铃”摇着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男人消失在人丛中，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虽然还在电车上，但看不见，对于她，他等于死了。女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任何色彩的男人与女人，一个很偶然的戏剧化一幕，在像乌壳虫一样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生活里，发现一些真实的兴奋与色彩，又爬回窠里去了。“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那未免有点隔膜。”
这篇《封锁》在《天地》上发表以后，又引出一个乌壳虫爬了出来，“封锁”期间张爱玲也“做了一个不尽情理的梦”。
除《封锁》外，张爱玲的许多散文，如《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私语》、《造人》、《打人》、《谈跳舞》、《我看苏青》等等都发表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上。《天地》是以女作家为主的“天地”，也几乎成了张爱玲的“天地”了，有时一期上有两篇张爱玲的作品。她不仅为《天地》写文章，也画插图，她还为苏青《救救孩子》画了一个可怜无告的孩童像。从1944年8月第11期起，《天地》封面图即为张爱玲所绘。（18）
苏青把张爱玲看做自己的台柱，张爱玲也把《天地》看做自家人办的刊物，相互支持。张爱玲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这两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却没有一丝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习气。比起关露、潘柳黛的小心眼来，张爱玲与苏青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张爱玲尽管后来名声高出苏青许多，但苏青对张爱玲的作品仍是不断地宣传赞誉，为她的散文叫好，也替她的话剧《倾城之恋》写宣传稿。张爱玲更引苏青为知音，在上海女作家座谈会上，当记者问到苏青她最喜爱的近代女作家时，苏青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问张爱玲时，她毫不犹豫地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