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流浊水（1/2）
作者：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给沦陷区上海的文艺界增添了姹紫嫣红的绚烂色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自从沦陷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就像她的《封锁》中所写的，虽不是绝对的寂静，但人声逐渐渺茫，就像睡梦中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这个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个人。处在这个高压下的人们，要想苟活，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更没有行动的自由，只能在日本与汪伪的统治下像乌壳虫般地爬来爬去。
大批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的正直而有骨气的文人纷纷逃离了这里，未能走得成的文化人，隐姓埋名，韬光养晦。他们躲进书斋，研习学问，不在敌伪刊物上发文章，不为汪伪政府粉饰太平，他们幽居养志，保全中国文人的清节。只剩下卖身投敌的汉奸文人，在为日本侵略者鼓噪呐喊。汪精卫汉奸政府本是“文人雅集”的集团，他们一方面做了日本人的爪牙，替日本人统治着自己的同胞，一方面又要做出清高文人的模样，办刊物、写文章、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以读书文人自居。
奴才汉奸们又嫌这死气沉沉的上海文化界太寂寞了，一点没有他们日本主子所要求的“大东亚文学”的声势，便要打着“繁荣文艺”的旗号，在社会上办起刊物。汪精卫政府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清客帮闲纷纷地办起刊物来，《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平报》这些刊物都是有日本和汪伪汉奸作后台的。像《苦竹》是由汪精卫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办的，《古今》是交通部政务次长朱朴办的，《平报》、《海报》是由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办的，汪伪集团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这些人在操血淋淋的屠刀杀人之际，也常常操着这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刊物上大谈文艺，写散文、诗词、评论、回忆录，想借文学来为自己的失节与投敌作掩护。他们在刊物上不谈国事，不谈政治，只想为日本治下的中国沦陷区粉饰太平。表面看来，这些刊物似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的文艺刊物，其实这不过是迷惑国人的烟幕弹，他们声嘶力竭地为日本主子统治下的中国造成一片“热闹”与“繁荣”的文艺景象，麻痹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消弭民族仇恨。然而进步的文人都纷纷奔向内地，上海的文坛是一片文学的荒园，当然，乱七八糟的杂草毒草是有的，像黑色的武打凶杀黑幕小说，黄色的淫秽色情作品，低格调的言情小说，苍白灰暗的怀旧杂感山水游记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这里断了流，这些汪伪文人不得已自己大办刊物，提倡纯文艺。沦陷区的文人们只要不公开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有点像样的文学艺术粉饰太平，他们求之不得，至于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很难得出现一两个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这样一种气氛与土壤中，张爱玲出现了。
张爱玲这一枝热烈的罂粟，才真给这文坛带来生气，人们惊喜地发现这是何等的鲜艳的文艺之花，整个上海文化界的人都给予热切的关注。但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态度。出于商业家的眼光的文化商人看中了她，拉她稿子，以招徕读者，扩大影响；从政治目的出发的汪伪要人为她捧场喝采，藉以泯灭民族仇恨、敌我矛盾，粉饰太平；真正的进步文人欣赏她的才华，给予她热情的赞扬、善意的批评和真诚的关心。在这复杂的现实面前，张爱玲这样一位初出茅庐、思想单纯、阅历不深的女作家，被迎面而来的纷纭的现实搞得眼花缭乱，看不透这些赞誉与批评的背后，哪些是真心的，哪些是恶意的，哪些是关心，哪些是利用，她只能凭着主观上的直觉、感情的好恶来对待这一切。
她的文友柯灵看着她很快登上灿烂的创作顶峰，红遍上海文坛自然感到欣喜，同时又有深切的不安，为她担忧，觉得上海这个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这“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尤其是《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这些杂志和一些汉奸文人对她的拉拢渲染吹捧，更令人担心。这表面上铺满鲜花的文坛，处处都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栽到这政治的漩涡中，如果民族大节有亏，这个罪名是万世难以洗涮清的。
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也都欣喜地看到张爱玲这一颗耀眼的新星，都在暗地里关心她，为她担心，为她着急。郑振铎那时正隐姓埋名，典衣节食，两耳不闻窗外事，肆力购求祖国文化典籍，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的大劫。他对素昧平生的张爱玲也很关心，就要柯灵出面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照付稿酬，等河清海晏时再印行。那时开明书店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在上海。开明书店里还有一批未走的文化界名宿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等在这里，名为编辑，实际上是在这里韬光养晦、躲避风雨。他们对张爱玲都有相同的关心之情，但不熟悉，想请柯灵出面劝说，但柯灵觉得交浅言深，恐过于冒昧。
可是事有凑巧，不久柯灵接到张爱玲的来信，说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有意要给她出一本小说集，她特地向柯灵征求意见。平襟亚是一个文化商人，他虽也写小说、办书店、出杂志书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书商，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品味不太高，采取“一折八扣”的方法倾销，靠低价取胜。柯灵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封店里的出版书目，供她参阅，并委婉他说明他的意思：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他恳切劝说张爱玲，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等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回信很坦率地说她想“趁热打铁”。但她没有把小说集交平襟亚出版，而把版权交给了汪伪刊物《杂志》月刊社，不久她的小说集《传奇》就在《杂志》社出版了。柯灵见到此书，暗自跌脚痛悔，早知如此，倒不如当初成全了中央书店。中央书店虽然是以赢利为目的，印刷质量粗糙，但平襟亚毕竟只是文化商人，而《杂志》社的背后全是汉奸政客，真是弄巧反拙了。①《杂志》社不遗余力地为张爱玲的作品大加宣传，举行各种宣传会、座谈会，一些重要的场合，总要拉上张爱玲。张爱玲自然十分高兴。由于各方的誉扬宣传，张爱玲的作品铺天盖地，席卷上海文坛，那时上海几家最有影响的大刊物上都同时发表她的小说、散文，有几家刊物像《杂志》几乎是每期必有，甚至两篇以上。张爱玲也不忘柯灵这个文学朋友，也在《万象》上写稿。而且，她把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也交给《万象》连载。《连环套》是根据她在香港时听炎樱所讲的故事，又在上海认识麦唐纳太太所了解的麦唐纳太太的经历而写的。小说的主人公霓喜就是麦唐纳太太的化身。
从1944年1月开始，一边写一边载。②当张爱玲正在酣畅淋漓地发表着她的作品的时候，一个惯于讲真话的学者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
傅雷是一个正直不阿的学者、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此时正埋首书斋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名著。他虽然闭门译著，但对文艺界非常关心，看了张爱玲发表的全部小说，然后郑重地提出他的意见。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避免敌伪的注意和不必要的麻烦，他署名“迅雨”交给柯灵在《万象》上发表。
从不轻易赞许人的傅雷，在这篇文章中却对张爱玲做了很高的肯定。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克服了一般左翼作家抽象教条图解政治的毛病，她所写的旧家庭的伦理、人性和私欲虚伪，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处，很生动深刻。傅雷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的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以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主宰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是**的舞台。去掉了**，斗争便失去了活力。**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了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傅雷在这个文学的大背景下肯定张爱玲与一般进步作家的不同，尽管张爱玲没有直接写社会，写革命，写阶级斗争，但同样揭露旧的社会与
自从沦陷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就像她的《封锁》中所写的，虽不是绝对的寂静，但人声逐渐渺茫，就像睡梦中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这个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个人。处在这个高压下的人们，要想苟活，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更没有行动的自由，只能在日本与汪伪的统治下像乌壳虫般地爬来爬去。
大批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的正直而有骨气的文人纷纷逃离了这里，未能走得成的文化人，隐姓埋名，韬光养晦。他们躲进书斋，研习学问，不在敌伪刊物上发文章，不为汪伪政府粉饰太平，他们幽居养志，保全中国文人的清节。只剩下卖身投敌的汉奸文人，在为日本侵略者鼓噪呐喊。汪精卫汉奸政府本是“文人雅集”的集团，他们一方面做了日本人的爪牙，替日本人统治着自己的同胞，一方面又要做出清高文人的模样，办刊物、写文章、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以读书文人自居。
奴才汉奸们又嫌这死气沉沉的上海文化界太寂寞了，一点没有他们日本主子所要求的“大东亚文学”的声势，便要打着“繁荣文艺”的旗号，在社会上办起刊物。汪精卫政府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清客帮闲纷纷地办起刊物来，《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平报》这些刊物都是有日本和汪伪汉奸作后台的。像《苦竹》是由汪精卫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办的，《古今》是交通部政务次长朱朴办的，《平报》、《海报》是由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办的，汪伪集团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这些人在操血淋淋的屠刀杀人之际，也常常操着这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刊物上大谈文艺，写散文、诗词、评论、回忆录，想借文学来为自己的失节与投敌作掩护。他们在刊物上不谈国事，不谈政治，只想为日本治下的中国沦陷区粉饰太平。表面看来，这些刊物似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的文艺刊物，其实这不过是迷惑国人的烟幕弹，他们声嘶力竭地为日本主子统治下的中国造成一片“热闹”与“繁荣”的文艺景象，麻痹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消弭民族仇恨。然而进步的文人都纷纷奔向内地，上海的文坛是一片文学的荒园，当然，乱七八糟的杂草毒草是有的，像黑色的武打凶杀黑幕小说，黄色的淫秽色情作品，低格调的言情小说，苍白灰暗的怀旧杂感山水游记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这里断了流，这些汪伪文人不得已自己大办刊物，提倡纯文艺。沦陷区的文人们只要不公开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有点像样的文学艺术粉饰太平，他们求之不得，至于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很难得出现一两个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这样一种气氛与土壤中，张爱玲出现了。
张爱玲这一枝热烈的罂粟，才真给这文坛带来生气，人们惊喜地发现这是何等的鲜艳的文艺之花，整个上海文化界的人都给予热切的关注。但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态度。出于商业家的眼光的文化商人看中了她，拉她稿子，以招徕读者，扩大影响；从政治目的出发的汪伪要人为她捧场喝采，藉以泯灭民族仇恨、敌我矛盾，粉饰太平；真正的进步文人欣赏她的才华，给予她热情的赞扬、善意的批评和真诚的关心。在这复杂的现实面前，张爱玲这样一位初出茅庐、思想单纯、阅历不深的女作家，被迎面而来的纷纭的现实搞得眼花缭乱，看不透这些赞誉与批评的背后，哪些是真心的，哪些是恶意的，哪些是关心，哪些是利用，她只能凭着主观上的直觉、感情的好恶来对待这一切。
她的文友柯灵看着她很快登上灿烂的创作顶峰，红遍上海文坛自然感到欣喜，同时又有深切的不安，为她担忧，觉得上海这个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这“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尤其是《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这些杂志和一些汉奸文人对她的拉拢渲染吹捧，更令人担心。这表面上铺满鲜花的文坛，处处都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栽到这政治的漩涡中，如果民族大节有亏，这个罪名是万世难以洗涮清的。
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也都欣喜地看到张爱玲这一颗耀眼的新星，都在暗地里关心她，为她担心，为她着急。郑振铎那时正隐姓埋名，典衣节食，两耳不闻窗外事，肆力购求祖国文化典籍，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的大劫。他对素昧平生的张爱玲也很关心，就要柯灵出面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照付稿酬，等河清海晏时再印行。那时开明书店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在上海。开明书店里还有一批未走的文化界名宿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等在这里，名为编辑，实际上是在这里韬光养晦、躲避风雨。他们对张爱玲都有相同的关心之情，但不熟悉，想请柯灵出面劝说，但柯灵觉得交浅言深，恐过于冒昧。
可是事有凑巧，不久柯灵接到张爱玲的来信，说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有意要给她出一本小说集，她特地向柯灵征求意见。平襟亚是一个文化商人，他虽也写小说、办书店、出杂志书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书商，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品味不太高，采取“一折八扣”的方法倾销，靠低价取胜。柯灵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封店里的出版书目，供她参阅，并委婉他说明他的意思：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他恳切劝说张爱玲，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等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回信很坦率地说她想“趁热打铁”。但她没有把小说集交平襟亚出版，而把版权交给了汪伪刊物《杂志》月刊社，不久她的小说集《传奇》就在《杂志》社出版了。柯灵见到此书，暗自跌脚痛悔，早知如此，倒不如当初成全了中央书店。中央书店虽然是以赢利为目的，印刷质量粗糙，但平襟亚毕竟只是文化商人，而《杂志》社的背后全是汉奸政客，真是弄巧反拙了。①《杂志》社不遗余力地为张爱玲的作品大加宣传，举行各种宣传会、座谈会，一些重要的场合，总要拉上张爱玲。张爱玲自然十分高兴。由于各方的誉扬宣传，张爱玲的作品铺天盖地，席卷上海文坛，那时上海几家最有影响的大刊物上都同时发表她的小说、散文，有几家刊物像《杂志》几乎是每期必有，甚至两篇以上。张爱玲也不忘柯灵这个文学朋友，也在《万象》上写稿。而且，她把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也交给《万象》连载。《连环套》是根据她在香港时听炎樱所讲的故事，又在上海认识麦唐纳太太所了解的麦唐纳太太的经历而写的。小说的主人公霓喜就是麦唐纳太太的化身。
从1944年1月开始，一边写一边载。②当张爱玲正在酣畅淋漓地发表着她的作品的时候，一个惯于讲真话的学者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
傅雷是一个正直不阿的学者、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此时正埋首书斋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名著。他虽然闭门译著，但对文艺界非常关心，看了张爱玲发表的全部小说，然后郑重地提出他的意见。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避免敌伪的注意和不必要的麻烦，他署名“迅雨”交给柯灵在《万象》上发表。
从不轻易赞许人的傅雷，在这篇文章中却对张爱玲做了很高的肯定。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克服了一般左翼作家抽象教条图解政治的毛病，她所写的旧家庭的伦理、人性和私欲虚伪，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处，很生动深刻。傅雷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的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以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主宰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是**的舞台。去掉了**，斗争便失去了活力。**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了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傅雷在这个文学的大背景下肯定张爱玲与一般进步作家的不同，尽管张爱玲没有直接写社会，写革命，写阶级斗争，但同样揭露旧的社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