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赖雅病逝。张爱玲又成了孤伶伶的一人,从此只有reyher这个姓氏伴她度过孤独的后半生①。
张爱玲移居美国之后,可写的东西已很少了,不过,有赖雅陪伴在一起,即使是后来赖雅瘫在病床上,张爱玲也多少有点归依感,有一种“家”的感觉。可是自赖雅去世后,这一点点可聊以慰藉的感觉也没有了。本来她对人生已没有年轻时的奢望,对爱也没有以前的热情,但赖雅的死对她仍是不小的打击,失去生活中可依存的最后东西,她完全是举目无亲了,张爱玲这时只有四十六岁,但已进入了晚年的心态。这种心态最明显的表现是创作**的锐减。她不再写小说了。
在这个西方人的天下里,也根本没有她的位置,她没有林语堂在美国那样高的声誉,她的中国式情调趣味难以被美国人理解,西方没有她小说的市场。《怨女》的英文版“the rouge of themorth”几经周折1966在英国出版后,连她向来比较熟悉胃口的英国人,也很少有人注意这部小说,偶有一位书评者写评论文章,也是多加指责,说她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银娣这个人物,简直令人“作呕”②。在美国,她的一部英文小说(或许是《半生缘》的英文版),她兜来兜去一直找不到买主,外国人一看小说中搅不清的“三字经”式人名,就拒绝了,她心灰意懒,才打算把它以中文本向港台出版③。
赖雅的死和她在西方遭受的种种冷遇,使张爱玲断绝了小说的情缘,放下了天生写小说的彩笔,以前那个五光十色绚烂多姿的张爱玲逐渐黯淡无光,闭门不出,独守空房,品尝这既心酸又自在的孤独况味。
她是喜欢孤独的。“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不多。张爱玲做到了这一点。
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在她的感情世界里,似乎缺少些什么——缺少知己。正像美国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的那支歌中所说的“人——需要人的人”一样,张爱玲也需要“人”,需要二三知己,可以多少得到一点心灵上的安慰。但是在这热闹繁华的美国都市中,她却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更不要说贴心知己。她的感情已经冻结了,心扉紧锁,闭门不出。
人生真难,隐居亦不易,千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大隐士陶渊明也不得不为填饱饥腹而谋生,张爱玲自然也需要衣食。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索居独处她不怕,但为了生活她还不得不出去做些事,以维持生命的延续。1967年她获得哈佛大学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奖金,离开波士顿到附近的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即剑桥,cambridge)作过一段时间的驻校作家,专心翻译《海上花列传》一书。两年后,经夏志清介绍又移居美国西海岸的柏克莱,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④从哈佛到柏克莱,她这个中华的流浪儿,像离根的秋叶,在美国的天地间飘飞,由东到西,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她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令自己高兴的所在,那就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柏克莱加大的东亚图书资料库,在这里给她精神暂时的安稳,使她忘却外界。
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是哈佛大学两大学院之一,它是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学院,1894年并入哈佛大学,与只招男生的哈佛学院是姊妹学校,在各方面不相上下,不过只收女生,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哈佛大学这个出过6位美国总统,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第一流